外国文学翻译历史演变(共5769字).docVIP

外国文学翻译历史演变(共5769字) 一、对译后记或前言的处理 徐译有很长一篇《译后记》，对梭罗做了详尽介绍，涉及到他的出生、家乡、经历、朋友、著作、政治信仰和他的辞世，重点突出了他在瓦尔登湖畔进行的生活实验及其成果——《瓦尔登湖》。徐迟力图对梭罗进行全方位介绍，生怕遗漏半点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徐迟还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个人阅读体会：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候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4]313徐迟似乎想通过后记现身说法向读者指明阅读此书的方法。许译书后附有一年表，年表长达14页，记录了梭罗的生平大事。戴译没有后记，却有一篇名为《致读者》的前言，十分简短，仅一页长。有关原作，只粗略谈及梭罗与《瓦尔登湖》在文坛上的地位及影响。与其说是在介绍原作，不如说是在为译作打广告。例如，戴欢说道：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19世纪美国文化巨匠中，堪称一位“异人”……《瓦尔登湖》与《圣经》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25本书”。在当代美国，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人，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5]1为什么三位译者会对译后记或前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长期生活在信息闭塞环境中的国人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有鉴于此，作为将《瓦尔登湖》译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译者有必要对原作与原作者做详细介绍。从译后记不难看出，徐迟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很准确，知道他们很少接触外国文学，要阅读《瓦尔登湖》这么一本旁征博引、蕴含超验主义哲思的著作必然会困难重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书中的深刻含义，有必要对读者加以指点，因此他事先给读者打好预防针，告诉他们阅读此书需要幽静的环境和淡泊的心地。当许崇信和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情形已大不一样。许崇信翻译此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改革开放已开展15年多，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相比徐迟的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大有增长。因此，一般情况下，译者不必再向读者推荐欣赏一本外国著作的方法。而当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已是本世纪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与徐译、许译重点介绍梭罗生平的做法不同，戴译凸显的是梭罗及其《瓦尔登湖》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试图吸引读者，这似归因于商业化对中国书市的影响以及戴欢在书籍市场营销行业的亲身经历。 二、对译本目录的处理 大致浏览一下三个译本的目录，就能发现戴译与其他两译差别很大。戴译的每一章都被划分为一些带标题的小节，这是原作以及其他两译都没有的。例如，第一章《简朴生活》（原作的“Economy”）就被划分为32小节，分别命名为《致本书的读者》，《无尽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经验不可恃》……戴欢本人在前言《致读者》中指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我们在原有的各章内适当地提炼了新的标题。”[5]1这种做法可以视为对原作的改写，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戴译目录的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小节划分上，它还体现在用词上。翻译目录时，徐迟和许崇信主要采用直译，而戴欢常采用意译。下表是三个译本中的一些章节标题。对比以上标题，可以看出徐译和许译比戴译更忠于原文，戴译常常透露出译者主体性。例如翻译“BakerFarm”时，前两位译者均采用音译法，分别译为“倍克田庄”和“贝克农场”，而戴欢却意译为“雨中田园”，这一意象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在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又如，戴欢将“TheBean-Field”译为“青青豆叶”，叠词通常透露出亲昵之情，此处也不例外，加上“青青”一词，译文能更好地传达梭罗对豆田的喜爱之情，此处增益可谓锦上添花。而他将“Economy”和“Solitude”译成“简朴生活”和“隐居林中”，也都抓住了原文精髓，可谓“得意忘形”。总体而言，戴译比前两译更灵活，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然而，前两译并不是机械式翻译，它们也不乏灵活之处。以翻译“BruteNeighbor”为例，直译应该是“禽兽邻居”，一个名词短语。徐迟和许崇信都摆脱了原结构的束缚，将其转换成“主语+谓语”结构——“禽兽为邻”。而此章重点是梭罗和他的动物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动物本身，“禽兽为邻”刚好表达了这层关系。戴译有时过于灵活，甚至可以说是随意，导致不少误译。将“TheV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