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眼中的鲁迅.docVIP

当代青年眼中的鲁迅 　　1936年10月19日，55岁的鲁迅在上海病故，迄今80年矣。虽然80年的历史变化之大、之激烈，恐都超出了鲁迅的想象，但鲁迅并没有成为过去。虽然他的个人时间早就结束了，但如果将他放在1793年以来，或者1840年以来几百年的社会时间中，也就是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甚至放在长时段的地理时间中，即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如何重新理解这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生命个体，理解他的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对现实乃至未来的意义？我与一批生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讨论，他们比鲁迅晚生了100多年，与鲁迅的时代相比，他们面临的这个时代色彩更为斑驳、更为复杂。 　　上篇 年轻人看鲁迅 　　徐颂赞：从失语到直言 　　鲁迅的书写，展现的是底层百姓中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对于这些人群，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没说什么，想说而说不出什么。从这个角度可以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譬如如木偶人一般的成年闰土，没法说，也无力说，沉默的意味有时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丰富且耐人寻味。祥林嫂在丧亲后，逢人便重复自己遭遇的不幸，倾诉成瘾，可是话语失序，前言不搭后语，这是典型的“絮语症”。他们无法用正常的社会语言来描述、揭示自己的生活困境。他们是失语的中国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工商业、报业、教育勃兴，中上阶层的言论愈发活跃，文人、政治家通过办刊、结社、演讲等，生成了丰富的言论和知识。矛盾的是，此时的底层百姓愈发沉默、麻木，他们缺乏书写能力，陷入了严重的失语状态。鲁迅创作的小说，就是展现这些话语贫困的群体。话语的贫困不仅体现了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从鲁迅精心描绘的目光、动作、神情，显现群体的病象，这固然引人悲哀，更令人绝望的是，只有“醉醺醺”的“蹒跚”，没有对疾病的战斗和升华。 　　当下我们谈论鲁迅，为何仍能体会到力量感？为何鲁迅笔下的形象仍能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可见有些东西还是变化不大的。但真正需要我们郑重面对的严肃问题却是：我们一次次地引用鲁迅，泛滥地引用，其实是讳言、曲笔，是放弃我们的责任。这份责任是直面、直言，也就是用当下的语言、带有我们自己风格的话语来说出它。因此，知识人要将说真理视为自由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摇动麻木者的耳朵，震撼权力者的傲气，训练直言者的自我。 　　周洲：重塑民众的身心 　　在鲁迅的书写中，“阿Q精神”“药”“病”等，都是流传至今的鞭辟入里的词语。鲁迅的文本与同时代的胡适、王造时、罗隆基的非常不同。鲁迅使用的语言是文学的、想象的，更平白易懂，更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而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则是非常专业的政论。另一方面，鲁迅的视角很特别，对底层民众有更准确的观察。胡适他们在《努力周报》《新月》杂志上的政论，讨论的是好政府、结束训政、保障人权这样的话题，而鲁迅让我们看到底层民众在关心什么。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的断裂，就在鲁迅和他们的不同文本中突显出来。广大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阿Q关心的是特别现实的问题：自己能不能像赵秀才那样有“特权”？华老栓无法理解夏瑜在为他们牺牲，他只想用夏瑜被砍头后的人血馒头给儿子华小栓治肺病。因此，鲁迅那些根植于中国人日常生活深处的语词，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穿透到现在。 　　社会现实与民众思维是相激相荡、相辅相成的。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反过来，社会现实也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要么是良性的相互激荡，要么是恶性的相互激荡。鲁迅企图以自己的语言来展现那个年代民众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企图唤醒人们的麻木，形成健康的身体与思维，从而建立起一套现代文明的社会规则。他用文学代替手术刀，因为文学可以代替砍头这类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酷刑，有效地重塑民众的身心，此所谓付诸教化。 　　徐定之：活得体面和体面的问题 　　我想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谈鲁迅笔下的人物。鲁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愚昧、自私、势利，和中国农耕社会长期以来的物质生存条件极其艰难有关。自从明代以来，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导致中国人口大爆炸，大量人口只能挣扎在生存线上。底层民众只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并没有余力去追求形而上。田园牧歌从来都只是士绅阶层的太虚幻境，真实的农耕生活是窘迫而惨烈的。在人血馒头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在一个生存本身就是极为艰难的社会里，道德是奢侈品。于是，在这种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恶劣环境中，底层民众就演化出了自私势利的国民性。 　　与之对应的是另外的阶层，那些士绅阶层，那些活得相对体面的人，他们自然可以思考体面的问题。鲁迅属于这一阶层，所以有能力去思考人的尊严，所以看到了华老栓的卑劣。但鲁迅之所以能活得体面，首先建立在鲁迅的家庭背景之上，他祖父是个翰林，他自幼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