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女情书”抚慰了我们的记忆.docVIP

她的“父女情书”抚慰了我们的记忆 　　在这部小说集中，有一篇是用《诗经》作为引子，把诗经中的古代生活和当下农村的生活和生命形态联结到一起，读的时候一面觉得是现在的中国，一面又觉得是在历史之中，扩张了小说文本的空间，使现在的人性溯及了历史的河流，使他有所归依，生命有了一种更深远的层次渊源。袁凌小说的意义在于发现，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细微的乡村，更加富于血和肉的人类的生命形态，不单单局限于乡村。 　　袁凌用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这个书名，需要勇气，我们今天在说土的时候，一般指的是陈旧，一种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我觉得袁凌有一种野心，想把这个“土”字重新洗刷，重新清理出来一种新鲜的、更具本原意义的一种气质。可能在这个土的里面，确实包含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包含着农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结构。当一个农民像刘树立那样摸索求生，感到小路的坎坷和妻子肩膀的消瘦，他是一个人，他不能仅仅被一个农民的符号所界定。当我们在重新理解乡村，重新理解农民，重新理解土这样的词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种存在，是存在的压舱物。 　　从袁凌这么多年的创作轨迹来看，他一直在关注一种“重”生活，我们一直在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袁凌却一直在写重的生活，不管是写矿工，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本书里写了九十九种死亡，每一种死亡都是一次生命，让人在有痛感的同时感到珍惜，让人珍惜的还有袁凌的文字，他把每一个生命印刻在了文字当中。除了人和动物，还包括物的生命，并且有一种言外之意的传达。 　　袁凌的作品里还体现出了他自己谈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物性。物，是物质的物。我们通常说小说要写人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袁凌还要写物性，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互动之中两者的表现形态，把人与物作为平等主体来写。他并不只是想写一个真善美的人性，或者真善美与恶复杂交织的一种人性，人在现实中的一种受限性，这个受限的过程是他想要表达的形态。 　　这个对我特别有启发。我们在说到人性的时候，确实特别容易把它拔高到一种无物质性里面，但是物性的确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也就是人的受限性，人与环境的一种互动。这看上去并不算是一种特别新鲜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源头，但在今天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小说太过讲究人性，太少关注物性，使得我们的很多小说飞得太高，飘得太远，没办法去抓住某一种核心。而且在袁凌这里，强调的还不止是批判现实主义中作为人物生存环境的物，而是拥有主体性的物，物性和人性交互作用，呈现出更丰富深层、立体的世界。这符合现代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 　　从对物性的看重出发，袁凌特别着重现实内部的一种纹理，一种状态。他的小说没有多大的情节冲突、戏剧冲突，比如你读他的《世界》，这篇小说从头到尾，情节发展特别缓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撕心裂肺、欲罢不能的冲突，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形态。但在这种自然形态之中，或者说物性的氛围中，人的精神形态在发生变化。刘树立的眼睛瞎掉后，他要适应，适应之后他要挣扎，拓展，试图走得更远，从家门后走到后院，从后院走到坡地，从坡地走到更远，他在不断地去试探这个世界，会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是和外界事物的沟通，每一个微小的困难的克服，譬如上一级楼梯，也就是和身边事物、和楼梯的一级打破障碍达成交流的过程。 　　好的文本，不管是散文，小说，非虚构也罢，它一定是在探索边界，一定能够超越边界，因为边界是固有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你超越了它，颠覆了它，你才可能有你自己的声音，这可能是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也会慢慢朝这个目标前行。 　　他过世后，她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会有一个胖胖的、浓眉大眼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两个男人的故事 具象的生父 抽象的继父 　　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字：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暗想，究竟是故事引发变故，还是变故造就故事？ 　　其实，故事即变故，只是于生命而言是变故，落于书面，便是故事。我们总是认为故事应是有虚构成分的，事实上，我觉得，那是写作者赋予“变故”以心灵的消解与释怀。 　　《两个父亲》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标题。然而阅读，却是从“眷村”开始，就好像进入村口，看到耿直欢乐的父亲出场，美丽的戏剧化的母亲亦是出场了，然后是我，充满好奇而又心思缜密的天真女孩。再然后，群架打得头破血流的男孩，被母亲煽着耳光拖着头发往家赶的“失足”女孩，并不受宠的宠物狗“嗷嗷”叫着从一家窜到另一家，那些永远不会关闭家门的房子，成为村里的孩子们游戏的站点，家门内总有一个成年女人操持着她们擅长或者勉为其难的家务，教训着自家或者邻居家的孩子……然后，我们看见，继父出现了，以默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