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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核电公众沟通的思考与探索 　　近年来，随着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逐渐增强，加之媒体多元化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核电发展面临接受公众考验的“新常态”。国家对维护公众在重大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愈加重视，公众意见已成为核电项目能否落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即使中国核电有着30多年的安全发展经验，但许多公众依旧对核电了解不深，甚至存有误解。近年来发生的诸如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引发对内陆核电质疑的舆论事件，为核电发展敲响了警钟，揭示出我们在公众沟通工作方面还存在缺失。而在核电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只有积极搭建政府、公众、企业、社会团体等多方对话的平台，做好公众沟通，赢得公众支持，才能为核电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核电发展面临接受公众考验的“新常态” 　　经过近些年的不断探索和积累，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已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国情的方式方法，建立了一些具有地方特点的平台阵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我国核电公众沟通与核电本身发展的速度还不匹配，公众沟通工作滞后于核电发展，社会公众对于核能的认识和了解有限，部分公众心存疑虑，在核电公众沟通方面开展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有关机构针对我国核能知识的普及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8.7%的人认为核能“有潜在危险，需谨慎利用”。影响公众对核电接受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安全的质疑。核电是公认的经济、清洁、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能源，是解决全球的能源安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措施。然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对核电的关注，不是能够提供多少电力、能够减轻多少环境压力、能够给地方创造多少税收，而是核电是否安全、会不会发生事故、会给百姓的生活安全带来多少影响。目前核电站发生可能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的极限事故的概率可以控制在10-4/堆年至10-6/堆年，但在公众心中，“概率很小”与“概率为零”是两回事。如日本福岛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全球性的。 　　对信息的获取。当前，公众信息来源很广泛，除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外，网络已成为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由于核的特殊性，公众获得的核电方面的信息非常有限。有研究结果表明，当人们缺乏明晰的背景信息、未形成固定的观点时，很容易被一些表面信息所左右。公众的直观判断，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具有主观和非理性的特征，这使得其中的负面信息很容易被强化和放大，从而在公众心中形成一种对核的恐惧和抵触情绪。 　　对权威机构的信任。当公众对权威机构相当信任的时候，他们很少会质疑权威机构的核电政策，核能公众接受性良好。像法国的核电占总发电量的75%左右，核电发展得到大部分公众长期的支持。但权威机构的公信力不够的时候，百姓就会产生质疑，特别是发生核事故后，这种信任感急剧下降。日本福岛事故后的调查表明，公众对核能的接受性明显下降。而发生在我国江门的核燃料产业园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通过调查关注点对比显示，公众质疑政府对该项目审批过程的人员比例就超过了41%。 　　除以上因素外，知识水平、生活背景、世界观、价值观、性别、经济地位、职业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 　　世界核电公众沟通特点带来的启示 　　经过长期实践和积累，国际上一些核能发展大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及相对成熟的经验，能够为我国的核电公众沟通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其主要特点为： 　　一是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公众沟通工作有法可依。各国公众沟通的法律体系构架包括原子能法、环境法、信息公开法以及根据法律制定的相关条例。比如法国共有4项法律，分别是《环境法典》、《核领域透明与安全法》、《行政关系中公民权利法》、《行政关系与公众关系法》。 　　二是注重公民知情权，通过立法明确公众获取核电信息的权利，并在实践中积极保障公民知情权。比如法国成立了“核安全透明高级信息委员会”（咨询机构）和“地方信息委员会”。高级委员会负责协调全国公众沟通工作，提出存在问题以及改善措施。地方信息委员会依据核电厂分布建立，负责监督、督促核电厂信息公开工作并向公众传播信息公开内容。 　　三是核电公众沟通的范围较广，透明度高。总体来说，凡是与公众健康、安全、环境影响有关的信息以及公众最为关心的信息，都会作为公众沟通的内容，大致包含了国家法律法规、政府决策和政令、应急措施、安全保障与环境保护措施、辐射防护以及辐射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美国还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不予以公开的信息范围。 　　我国核电公众沟通亟待推进 　　相较国际核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工作虽然正在不断得到各方重视，但仍然亟待推进。一方面，国内公众对于核电运营、管理方面知之甚少，谈及“核”较为恐惧，对核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