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方式讲述“中国故事”.docVIP

换一种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他是英国的生物学学者、作家、鸟类学家，而让他名动世界的，则是他作为一位著名主持人、纪录片导演的身份。 　　201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12月8日开幕，奈吉尔?马文第二次到来，上一次是在2011年。 　　他是英国的生物学学者、作家、鸟类学家，而让他名动世界的，则是他作为一位著名主持人、纪录片导演的身份。他拍摄的《马文与中国大熊猫》、《未发现的中国》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巨大影响，他的代表作《史前公园》曾获得国际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马文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电视业发展背景，都与中国同行有明显的区别，而为了拍摄中国自然题材的纪录片，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6年，对中国有超越一般西方人的认知。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所思所想，对于观察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12月9日，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南风窗》记者与马文进行了采访交流。 马文从小痴迷野生动物，现在则成为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拍摄者。 痴迷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导演 　　《南风窗》：你怎么看纪录片的社会功能？ 　　马文：总的来说，纪录片是一种载体，承载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和分析。比如有一些社会题材的纪录片会探讨贫富阶层鸿沟的现状与原因，有的则会致力于观察社会的整合程度，简单来说，纪录片应该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纪录。 　　我主要做野生动物的纪录片，我想其功能是提升人们对野生动物乃至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人总是不关心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而人又不可能亲自去了解每一样东西，所以从屏幕上看到这些东西，是了解的途径，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保护意识。我刚刚在中国拍了《未发现的中国》，记录了很多中国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对于普通人而言，不看纪录片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我想片子的重要价值就是让他们知道。 　　同时我在中国之外也做一些揭露尖锐问题的片子，比如在非洲，有些人把狮子圈养起来，供有钱人去猎杀，我们就做一个叫《Bloody Lion》的项目，把这些事实揭露出来，让人们了解，然后一起去关心，一起去改变。 　　《南风窗》：你专注于野生动物纪录片已经将近有30年的时间，一个人年复一年做一件事情，总会倦怠，但我看你的片子，一直都能看到一种激情。拍《马文与中国大熊猫》的时候你还是一头黑发，而拍《未发现的中国》的时候已经头发花白，不变的是，你似乎总是充满热情和好奇心。 《史前公园》 　　马文：我的“野生动物激情”，源自于我对它们的一种最真诚的热爱。每回看到一个不曾见过的动物，我都会很兴奋。以后我可能第二次见到它，但环境变了，它又让我有不一样的发现。比如熊猫大家都见过，但当我在野外找到一只野生的正在睡觉的熊猫幼崽的时候，我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又比如，如果在雪地里见到它，又是另一番情境。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我是真的热爱。 　　《南风窗》：我的好奇之处在于，你本身是一个有造诣的生物学学者，你那些有影响的作品，很多脚本都是自己撰写的，你同时又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人，你把这两行结合得很好。我们往往看到许多做电视的，他们可能就是新闻专业毕业，精通于做电视，但很少同时是一个科学领域的专家。 　　马文：具有对一个领域的非常专业的知识，这在英国做电视行业是一个很必要的素质。如果你想把野生动物的节目做好，首先至少要在生物学上有一定的积累，要热爱这门科学，不能只是对制作影像感兴趣，只是会拍东西。我们拍一个片子可能只需要半年，但前面可能已经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做研究，做调查，下足了工夫。就我个人而言，我小时候一直很痴迷野生动物，也想过去当一个研究生物的科学家，但是我的数学不够好，所以我只好去做主持人，当导演，同时不离开我的兴趣。 成熟的商业模式很重要 　　《南风窗》：纪录片是关注现实的，我们知道，反映现实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有意见，会设置障碍，给制作者造成困难，甚至可能动用权威的力量，这种矛盾必然会影响纪录片的发展。你在英国做纪录片有类似的困惑吗？ 　　马文：在英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做纪录片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审批同意，你只要能弄到钱去拍，那你爱拍什么你就拍什么。不过我在德国的一个制片人朋友跟我说，德国的审批也很繁琐，不可以随意拍，很多从业者就会采取一种迂回的、隐晦的、更聪明的方式去讲问题，同样也是有可为的。 　　在中国，政府是越来越开明的，而且中国有很多专业的、有创造力的纪录片人才，我觉得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南风窗》：那么，真正现实的问题可能还在于行业本身。纪录片无论在资金、渠道还是商业化空间方面都没法和商业电影相比，很多人有想法但弄不到钱来支持。你拍纪录片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掣肘？ 　　马文：在英国，纪录片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的纪录片商业环境比中国要好得多。中国的纪录片经常在某个电影节获得大奖，但这些获奖的片子可能并不挣钱，寻找投资也非常困难。在英国，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