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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模型与应用 　　摘 要：准确评估我国的金融治理能力，能够为金融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金融治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内涵，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2007―2015年的经济金融数据，分别采用算术平均打分法和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我国金融治理总指数及三个分项指数，这两种方法相对应的计算结果相关系数都大于0.9，充分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到2015年，我国金融治理总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金融总量指数在波动中趋于平稳；金融发展水平指数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微观审慎监管指数先升后降；论文还结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情况分析了各指数变化的原因，提出改进金融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经济金融总量；金融发展；微观审慎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重构国际金融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业也由高速增长期逐步过渡到局部风险暴露的深度调整期。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立足于“金融治理”的内涵，构建完善的评估框架，准确评估金融治理能力，有助于金融治理的自我完善，能够为金融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治理能力的评估框架应基于“金融治理”的内涵进行构建。对于“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将其定义为：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调和各种利益主体并促成联合行动”。因此，治理体现为相关各方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主张政府简政放权，培育社会组织，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多主体、多中心共同治理（宋军，2015）。那么，“金融治理”就可以定义为：“各类金融主体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推动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制度规则，以及各主体相互协调、共同合作处理金融事务的过程”。其中，金融主体包括相关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从经济金融体系运转的全局来看，金融治理应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金融治理致力于维护物价和经济稳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予以实现；中观层面，金融治理着眼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体现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组织体系发育程度及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三个方面；微观层面，金融治理强调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主要体现为基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微观审慎监管。 　　20世纪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促使关于金融治理能力的理论研究和评估实践迅速发展。受金融危机推动，宏观层面的评估实践发展迅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启动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06年公布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金融稳健性指标编制指南》，成为其对各成员国金融体系评估的重要指标；我国于1999年接受了FSAP的首次评估，并于2015年启动了更新评估程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初步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于2015年构建了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观层面，有关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国外方面，传统基金会、弗雷泽研究所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连续公开发布经济自由度指数，其中均涉及了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度量；Laeven（2000）、Bandiera（2000）则利用多个国家的数据对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国内方面，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自2001年起连续发布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中将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作为重要的分项指标；黄金老（2001）、周业安等（2005）针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专门测度。微观层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发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是当前国际银行业最为权威的监管标准，迄今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订。2010年最为严格的巴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