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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热情：在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之间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诗学叙述领域和诗歌文本的制造领域，意识和语言形态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推动这些论证和写作实践的，是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焦虑，写作的自觉意识参与到文本生产过程中。这种焦虑推动了诗歌中新的解析思潮，诗歌中的抒情形象、叙述者，通过新的群体想象和努力，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文本中。这一时期关于诗歌的叙述主流侧重于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和论证。也可以说，在流向纷繁杂乱的诗歌写作潮流中，关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转换的话语，成为叙述主流、诗歌批评重心和对诗歌主要的认知方法，这也是选择性叙述的结果。而这一选择之所以在此时此地出现，我想与诗人们环环相接的诗歌抱负相关。当一种诗歌写作方法和风格被充分展开和论述，这种诗歌类型的活力本身也被耗尽。对“朦胧诗”的叙述服从这一原则。将这些叙述捋顺，能发现其中包含对诗歌新陈代谢的论述。“新诗潮”“第三代”直至“九十年代诗歌”，以它们为一级词汇递进着展开的叙述，是关于能量发生和衰弱的叙述史。而到了今天，这种叙述的热情稍微冷却，或者说，这种话语的力量和动机在减弱，原本占据整个视野的轮廓，像放大镜突然被拿掉，它迅速改变了比例和大小，我们看见了“轮廓之外”。 　　当我打开电脑网页，想查找关于诗人千叶的个人资料和相关诗歌论述时，我所获甚少。在两本诗集《千叶诗选》的封皮折页和《我们都是木头人》附录的几篇评论中，我读到一些她诗歌文本之外的信息。有一些信息引人注意。一是江健对一次诗人聚会的回忆：“这个女性（千叶）一直坐在一个角落，仿佛一缕细小光线，甚至一粒透明的尘埃，基本上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没有一点声响。”。另外是邹汉明在《千叶：一道白光》中对她诗歌的描绘：“我还在这首诗歌中看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叙事因素的介入，注重细节性。”邹汉明的描述表明了在90年代之后，主流的叙述话语――如“叙事因素”“现实感”“细节性”――占据人们视野的程度，它的野心与它在诗歌叙述中的话语繁殖速度是一致的。脱离了它，关于诗歌的叙述就瘫痪了。反过来说，要将诗人纳入叙述视野，这是必须的程序。但这些程序对诗人个性的遮蔽程度远远高于对她的分析和展示。而江健的带有判断性质的回忆语言，对于千叶和她的诗歌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它似乎在暗示千叶和主流话语的疏离，如果这种暗示是准确的，那么这个“角落”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就迅速具体化，它像共振器，千叶的文本和写作态度与之共鸣。 　　同样在分析千叶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时，不同评论者之间也出现分歧。伊甸说“千叶的诗具有梦幻性质。对千叶来说，梦幻比她的生活更真实，更具有生命的力量和永恒的意义”。1997年，千叶获得刘丽安诗歌奖，获奖评语论及了千叶对“所谓道德社会倾注的热情”，邹汉明也说“当下的现实已经在她的诗歌中抬起头来了，在不少作品中，牛头马脸的现实终于露出了黑漆般的峥嵘。我想，一位强力的诗人总应该对她的时代有所发言”。 　　上文引述的不同观点，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严格的对立关系，但这些不同的信息表明一个事实，当主流叙述话语（1990年代、当下的现实、道德社会等）想要将千叶纳入它的框架内，借它已有的轮廓来勾勒千叶诗歌时，对它具有一定分解作用的另一种叙述（梦幻、游离等）也发着声响。在诗学叙述中对1990年代转型的共识意识，通过评论者渗透到具体的诗歌阅读中，这在对千叶诗歌的阅读中也不例外。布罗茨基称这种意识活动是“智力上的不道德”，它不注重细节，而力求总结。而对千叶的生活经历和态度有所体验的评论者，在面对“现实感”与千叶诗歌关系的问题时，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试图论证千叶的“疏离”和个性。但它选择的视角和叙述方向将千叶诗歌性格平面化了。不论是“有所发言”还是“疏离”，二者都将千叶推向了审美和道德激情的“中间地带”。梅列日耶夫斯基在他阐述果戈理的著作《果戈理与鬼》中使用了“中间地带”。它的实质是永恒的中庸，是“非此即彼”，彻底的庸俗。而千叶的诗歌文本暗示她的抱负不在于“现实”，也不在于“梦幻”。她诗歌中蒸腾着的狂热的饥饿、极端的变形、充满痛苦的疲倦，都表达了她极端、夸张、变形的诗歌性格。她的诗歌犹如一部混乱的、力量互相闯入的变形记，她的写作意识不是要对时代发言，也不是要脱离现实，而是在她写作的年代，在后朦胧诗时代，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一种新的解析思潮。她的方法不是简化、不是不增不减地重组，而是增添，是加法。动物、植物、田野、宇宙、气象作为整体都被她打碎、分解，和破碎的人犹如和面一样混合在一起。她很少从人性角度去解析人，完成变形;她的方法是“元素法”。这种多和增添，就像她所写的：“复杂的材料将变成一种最大的惊诧。”（《千叶诗选?在风中》） 　　但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诗学转换的叙述在评论文章中大量展开和繁殖，这也暗示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