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左：坚持只是一种喜欢.docVIP

张左：坚持只是一种喜欢 　　配药、显影、停显、定影、水洗……这天上午，在《中国青年报》摄影部那间小小的暗房里，张左进进出出地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中午12点，共洗出了8张照片。在现在数码时代，这样的洗印速度和手法已经很少有人在使用了。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送来的黑白胶片，一共300多张，都是历史老照片。一半拿来扫描做数字化处理，剩下一半要手工印放出来收藏。由于之前订的一批相纸迟迟没送到，耽搁了时间，他还差40张没做完。尽管对方并不急着要，张左还是有点儿不踏实，“春节了嘛，咱们老话说，不能欠债啊。” 　　正值这个冬天北京最冷的几天，水洗后自然晾干的相纸变得脆且容易打卷儿。他在地上垫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一张一张铺在上面，一边晾，一边歪着头来回查看。 　　手工印放出来的照片效果，每张都不完全一样。在做收藏用的片子时，同一张底片，一般人会洗出三四张，从中选个最好的;他做得熟了，正常的底片，先洗出一张样片，再对照着调整出一张，基本就成了。 　　“这张背后那个小房子（颜色）发浅，那张稍微加了一点点，层次就出来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张样片解释说，“其实这张完全就可以交了，拿过去人家也挑不出问题，但我就得重做一张，因为我知道那张更好。其实就是细节，（虽然）只差一点儿 。” 　　从业30年，张左早已从“暗房师”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暗房大师”，诸多摄影家、博物馆的“指定合作伙伴”，经手的名作不计其数。当年，解海龙拍摄的那幅“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大眼睛》就是由他制作而成的。 张左。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这些年做下来，因为手艺了得，他得了个“黑白王”的美誉。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尊称他一声“左爷”。 　　从二十多岁开始玩相机，自学黑白胶片印放，到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专业暗房师，左爷经历了胶片摄影大热的八、九十年代，也赶上了2000年后数码技术大举来袭、暗房日渐衰落的萧条时代。如今，大浪淘沙过后，全球最大的胶片生产商柯达公司都破产了，黑白胶片和手工印放已成为了一批摄影发烧友们才能理解的技艺。 　　可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左爷哪儿也没去。他一直待在自己的暗房里，一待就是30年。 　　“这就是命吧。”他说。 泥瓦匠 　　因为他出生在反右那年，家庭成分不好，父母索性给他起名叫“张左”。 　　张左在北京长大，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两年后回了城，被分到崇文区房管局工程队当了一名泥瓦匠。 　　天天在工地上盖房、砌墙、喝大酒的生活辛苦而又毫无意趣可言，他手巧，又好琢磨，也能从中找一点儿乐子：砌墙容易，砌墙角难，他还是2级工的时候就开始专门负责砌墙角了，这可是5级工的活儿。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刚刚开放，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那一阵，单位里有个同事刚买了相机，张罗着要去学摄影。张左也动了心，咬牙拿出一年的工资，又向父母借了点儿，买下了一台柯尼卡的135自动照相机。虽然只是休息时和哥儿们一起到公园里拍拍“到此一游”照，他还真就上了瘾。先是给认识的人拍，然后拍不认识的人，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摄影了。 　　那时没有老师指点，张左只能自己摸索，这时候泥瓦匠的好手艺派上了用场：只要听说“圈里人”谁家要砌个墙、补个房顶，他二话不说马上过去帮忙，借机结识了不少和他一样的摄影爱好者，再跟人家交流、讨教。他管这叫“用手艺交朋友”。 　　拍得多了，他的技术越来越好，对摄影也越来越着迷。平时白天上班不能拍，下班后天黑了又拍不成，他又攒了一年钱，在家里配上了简易的暗房设备。从此每天一回到家，就拿着自己拍的底片翻来覆去地琢磨，试着自己配药剂、印小样，自己冲放照片。 　　这么“瞎玩了两年”，1986年，张左在一次由北京广角摄影协会组织的区级摄影比赛上一举夺魁，这引起了协会负责人、在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解海龙的注意。见他一个人能拍能印，人又勤快、仗义，解海龙帮他调进了文化馆，张左从此正式踏入摄影这行。 　　在那个不流行辞职的年代，辞掉一个事业编的岗位是冒险之举――文化馆的编制指标不一定能下来，如果衔接不上，之前6年的工龄就全作废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解海龙的一句话把他点醒了：“你心爱的事业干不了，难道你真的情愿一辈子天天砌墙？” 　　“从那开始就好像命里注定了似的。”张左在文化馆一干8年，专门负责黑白暗房的工作。慢慢做得小有名气，1992年，他被“挖”到了《中国青年报》，成为了摄影部的一名暗房师。 　　初到报社，张左“特别难受”。冲印新闻图片，不仅数量多，还要求速度快，色调反差大，这都和在文化馆时的节奏、习惯截然相反。为了尽快适应，他尽量多找活儿干，来训练自己的熟练度。从下午4点上班到晚上9点下班，他要求自己不能有闲着的时间。冲印完当天报纸需要的图片，他就义务帮同事们洗照片，或是拿来自己拍的底片，用边角废料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