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真话”不“自由”.docVIP

不“讲真话”不“自由” 　　一 　　贵刊标榜“文学自由谈”，殊不知“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来同北京大学众文化猛将结盟，关注民瘼，直言国是，成为走向共和的一面旗帜。 　　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杂志，有意走当年《新青年》直面现实的路子，结集进步人士，放言高论，赢得广泛的信任。90年代的《炎黄春秋》，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在意亲历者的叙述，拒绝任何虚构。进入新世纪的《文学报》，开设“新批评”专栏，开宗明义：“真诚善意锐利”，包容求真精神，鼓励自由对话，以连珠炮式的发难为世所称道。《文学自由谈》特立独行，充满激情，鼓励非名人保持锐气、表达民意（如唐小林者流脱颖而出），敢碰名人，无一事无出处，能说他们蛮不讲理只图个人出风头？ 　　二 　　胡耀邦多次推荐马克思《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 　　马克思还说过一句很智慧的话：“你怕有刺，你就不要去碰玫瑰花。” 　　都值得我们回味。 　　三 　　巴金作为五四作家和后来“在油锅里反复煎过”的过来人，“有一肚子话、一肚子的火”和“一身的骨头”，不顾老病之躯，坚持八年抗战，写完五集《随想录》，从而，“讲真话”成为以随笔显示风骨的一种时尚。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给作家壮了胆，人们从个人的精神角度进一步审视过去、观察现在，思考人类的精神家园，像当年巴金爝火待燃那样，宁说“不一定是真理”的真话，不说“句句是真理”的假话。 　　至于“真话热”形成的原因，其说不一。“现在可以写了！”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与其说可以“写了”，不如说可以“发了”。没有地方发表，鲁迅就要在无声的中国销声匿迹。所以，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许因为大报不过瘾、小报满天飞，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周末版”大行其道，需求量成倍增长，随笔抢手，作家开“专栏”成了时髦。 　　发展到近年来，《炎黄春秋》、《文学报?新批评》和《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不吐不快，继续“讲真话”，言必有据，不为名人讳，那怕说错话公开道歉，你批我驳，生机勃勃，给史识判断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 　　几件事令人困惑以至于感慨。 　　一，“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会上千万不要发言。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我说：‘我是作家，不能撒谎。’” 　　 陈道明在扮演的康熙皇帝痛斥朝官贪腐时怒气冲天，但是劝告冯小刚时却说：“不说真话能死吗？”冯小刚大为感慨：“说两句实话的代价太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后是道明兄质问‘不说真话能死吗？’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二，有人“收声”了：“言多必失。是非只为多开口。”有人坚守进庙的官诀：“多磕头，少说话。看脸色行事。” 　　有人说：“我是作家。作家的道德底限就是说真话，不能撒谎。真话不一定正确，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 　　有人说：“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有些事情不说，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说了。”又有人说：“要让领导了解真情而不仅仅让领导高兴。” 　　钱钟书小时候口没遮拦，常常得罪人。他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告诫他缄默无言、存念于心。但是他为《干校六记》写序言，遗憾“六记”缺一记――或为“五一六”一案“记屈”、“记愤”，或为一味随大伙儿糟蹋好人的人“记愧”，给我的印象极好。 　　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辞中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鲁迅说：“我最讨厌的是谎言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教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身居文坛的我们，面对光怪陆离，又能做到多少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