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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散文看说话：言之有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处士纵横，百家争鸣，涌现出了许多能言善辩之士。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在士人的游说活动中，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当时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已经无法听到了，但细心品味先秦时期的散文，在说话技巧方面会得到不少的启示。 　　一、言之有序 　　《周易》中说：“言有序。”“序”，就是次序和条理。说话的次序和条理非常重要。先秦散文中的那些外交辞令和游说、进谏、论辩之辞，对这―点都是非常重视和讲究的。 　　春秋时代，秦晋两国联合围攻郑国。在兵临城下危难之际，郑国的烛之武单身出城说服了秦穆公，使秦撤兵罢战，这就是《左传》中“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该故事说，晋文公重耳因他曾作为公子出亡，途经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而对与晋国不和的楚国则十分亲近，重耳便忌恨在心。重耳一旦做晋国国君，便联合秦国出兵围攻郑国。烛之武在郑国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夜缒”出城说秦。他巧妙地抓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运用巧妙的言辞，轻松地说服了秦穆公，拆散了秦晋联盟，使郑国转危为安。请看烛之武的说辞：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烛之武的这番话，从“飞地难治”“亡郑陪邻”“舍郑益秦”“晋过河拆桥”“晋欲肆扩张”等五方面，处处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向秦穆公陈述利害，不仅说得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而且委曲婉转，层层深入，把“亡郑”和“舍郑”对秦国的利害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秦穆公不能不心悦诚服，不仅撤兵回国，而且与郑国建立了盟约关系，并留下秦国大将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抵御晋军。 　　《孟子?梁惠王（下）》第6章“王顾左右而言他”，记录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孟子批评了国君不实行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孟子运用层层设问的方法，接连向齐宣王提出了三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及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何？”）和第二个问题（“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何？”），国君并无直接责任，所以，齐宣王漫不经心、直截了当地说：“弃之”（绝交）、“已之”（罢官）。但是，齐宣王没料到，孟子紧接着向他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使他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由小到大，由私到公，层层进逼，在对方无意中将其引人窘境，具有很强的论辩性。 　　言之有序，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这是对说话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把话说清楚，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颠三倒四，条理不清，使人无法理解，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言之有理 　　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曾经写过一篇《说难》。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历举游说入主的种种困难，想出对付这些困难的各种手段，强调指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这是韩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总结出的一套进身之术。时至今天，如果我们从“知所说之心”这一角度出发，且言之有理，便可达其目的，因为只有抓住被说者的心理，把道理讲明白，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言之有理的例证。 　　赵惠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孝成王继位。因孝成王年少，有威后（即赵太后）执政。秦国抓住这一可乘之机，派兵围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虽答应出兵援赵，却提出了条件：“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赵太后不肯答应齐国提出的条件。大臣们的“强谏”不但没有被赵太后接受，反而激怒了她，于是赵太后扬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正是在这种十分严重而紧急的情况下，“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触龙像个高明的心理学家，故意绕开正题，先从问候太后的身体、饮食起居谈起，使太后由“盛气”到“色少解”，然后才抓住太后“爱怜其少子”的心理，逐渐引入正题，不是动之以国之利害（这正是“大臣强谏”失败的原因），而是说她“为长安君计短”，“其爱不若燕后”，这如醍醐灌顶的道理，深深地打动了她，使她最后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出：“诺！恣（任凭）君之所使之！” 　　由此可见，古代臣子向君王进谏，不能过于直白，强其颜面，还要讲究方法策略，《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一个进谏成功的例子。邹忌自知没有齐国城北徐公美，但询问其妻、妾和客人后，他们都说邹忌美。邹忌“暮寝而思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于是，邹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