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灯影里的大师气韵.docVIP

书声灯影里的大师气韵 　　没有人怀疑过，一百年来的清华园群星璀璨。人们在仰望百年群星的时候，常常只注意他们的光芒，而忽略他们的轨迹。其实光芒总会起自东方，而落于西天。只是他们在清华园里的日子，已经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永恒可见的轨道。 　　这里有四大导师徜徉于国学院，更有陈岱孙教经济，潘光旦讲社会，金岳霖、梁思成走马河山，悠游哲思与建筑，在教学之余做邻居，讲故事。教授们把小数点点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让天平左右均匀而美妙。正是在他们并不伟岸的身影下，有曹禺做剧于图书馆、钱钟书读史在课堂。有百年大师的厚德载物，才有雏凤亮清声，从此不一般。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所以清华园里道德的养成，师德的垂范，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都仰仗于这些耕读教书的长者。我们一直都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脚踏实地，其实大师们就是高等教育的实地。他们就像清华园的土壤，酸碱适度，经风耐雨，长出中国现代化的从业者和实践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从基础学科开始，术业精深，成就斐然。但他们最大的成就，其实是他们留在清华园里的书声灯影。这里就是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教育的社会。在他们这里，伟大之路并非遥不可及，只不过你是否愿意付出和他们一样多。 　　拥有璀璨星光的，并非只有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大师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财富。因为他们在教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作品多、学生多，故事多。他们的历史价值，往往大于他们的当下境遇。这与我们头顶的星空何其相似。当我们看到光芒的时候，他们已悄然隐去。 　　招贤纳才 　　1924年，曹云祥校长大刀阔斧向“改大”迈进，而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在这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看来，是“改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按照曹云祥的设计，有朝一日，清华“改大”成功，那么，国学研究院必然转型成为现代分科的研究所。这样，清华国学院，从一出生，便注定是“短寿”的，这也更增添了它自身的传奇色彩。 　　胡适作为清华“改大”的筹备顾问，曾被邀请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胡适十分谦虚地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的建议，奠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态格局。遗憾的是，特立独行、具有魏晋风度的章太炎先生，哪怕自己开设国学学校，也断然不会担任导师。 　　谁是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合适人选呢？曹云祥校长也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最好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对梁任公、王国维具有理解和敬意的年轻学人。这样，主持《学衡》的吴宓，历史性地成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最佳人选。1924年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得悉可以回到母校清华，自然是梦寐以求。于1925年2月5日抵达北京，当晚拜访老友袁同礼，次日上午便到了水木清华。 　　八年了，吴宓眼前的一切，竟是那样亲切。甜蜜之中也有一丝忧伤，见到马约翰先生，难免尴尬。1916年，原本应该与洪深、陈达一起赴美的吴宓，因为体育和体检不合格，推迟“放洋”。经过一年体育锻炼和配合治疗，1917年得以与挚友汤用彤一起“放洋”。 　　1918年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的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吴宓与汤用彤共居一室，关系友善。1919年初，陈寅恪由欧洲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习巴利文、梵文。吴宓与陈寅恪特别投缘，课余时间彻夜长谈，乐而忘倦。陈寅恪见解精辟，妙语解颐，令吴宓佩服不已。1919年3月26日，两人结识不久，吴宓便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吴宓来到清华，校方已经决定礼聘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而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的鼎力推荐。若吴宓与陈寅恪的人生轨迹未在哈佛交汇，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自是另一番景象。 　　鸿儒相聚 　　时光流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化更新的速率加快了，思想界时刻添加着新鲜的血液。很有一帮“中国少年”，厌弃中国文化和传统，对于“国故”，既没有兴趣进行同情的了解，更欠缺温情的敬意。 　　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创造新文化为中心，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欧美之所以为欧美作为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创造，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就要求，对待中国文化，应当具有理性和温情。 　　吴宓1921年回国之后，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学衡》杂志，而王国维先生，是《学衡》有影响力的作者。吴宓在见王国维先生之前，就已经心意相通。如果没有这点因缘，1925年2月13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就是给王国维跪下来，也未必能打动老先生。 　　话说回来，吴宓并没给王国维下跪，而是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王国维老先生，这位末代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后来心情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