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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司法行政运作过程中的酷刑与人性关怀 　　刘长江教授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较为全而地考察论述了整个封建政治体制下的司法行政体制及其运作过程，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方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一《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述概 　　中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一起被列为世界五大法系，对世界各国法律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法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尤其在法律实践活动价值基础上的双元格局、法律规范中的多层结构与官方和民间法律的互依互补的实施上，都体现出了中华法系的独特性与文化。法系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典的执行有赖于系统的司法体系。而刘长江教授《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不仅对封建司法行政体制形成、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进行了缕析，而且着力于各阶级司法行政体制内部构成进行了横向观照，以希改变既有封建政治制度体制研究中几乎没有司法行政研究的状况;基于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大案、要案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中的利弊得失;深入分析论证政治制度史与法律制度史的关系，揭示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关于对封建司法体制的研究已出现了一批卓越的专著与学术论文，如白钢眠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韦庆远、柏桦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马小红眠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范忠信眠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导论》等等，上述论著主要运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成果与传统法律文献资料进行相互释证，以官职研究为主，旁及国家的起源与形式、国体、政体、中央与地方行政设施、决策制度、法律制度等方而，为进一步探讨封建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作了很好的铺垫性研究。但却缺乏将司法与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来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动态研究略显不足，碱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则希冀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注重实证、跨学科等研究方法对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探讨，认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司法”行政”合一，尤其是对其动态运作的研究，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各朝各代司法行政体制的理解与把握，便于了解司法行政曲折的历史变化，并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 　　二、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透视酷刑的产生与演变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司法行政运作过程中产生的酷刑及人吐关怀。古今中外，几乎每个民族都曾实施过酷刑，以维护其统治。《规训与惩罚》中对“酷刑”的标准进行了提炼与总结，福柯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一定程度上的疼痛是其带来的必然后果，而这种疼痛可以被准确地衡量”;第二，它不仅剥夺人的生存权，而且它也是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的顶点”;第三，它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比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酷刑，简而言之，就是异常残酷或残忍的刑罚。因而，从传统意义讲，一谈到酷刑，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让人胆战心惊的场而-不管是欧洲古代的绞刑架、断头台，还是中国古代让人印象深刻的车裂、凌迟、抽肠、剥皮等刑罚，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并不是后人的主观臆造与杜撰，而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真实的客观存在。而中国古代的酷刑尤为典型，值得我们深思。 　　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不仅是与自然抗争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进步、逐渐发展的历史。人类在不断征服自然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去“征服”自己的同类，酷刑就是其表现形式。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酷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一种合法行为，尤其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更为明显。简而言之，官方酷刑的实施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持不同政见者，如商靴;第二，异己者，如李斯、东林党人;第三，反叛者，如黄巾起义领袖马元义、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等。之所以对这几类人惨绝人寰，是因为这些人危及了统治者的阶级利益，然而，在阶级、政治因素之外，酷刑又是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反应。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分析，酷刑的产生取决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残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酷刑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大都采用简单的刑罚，像宰割或捕杀动植物等，呈现出野蛮、残忍的文化状态，这是由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生活现状决定的，刑罚也就具有原始、野蛮的特征。此后，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酷刑及其他方式的残忍行为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渐次发展并普遍存在，其性质并无改变。而历史上，有些统治者的残忍行为并不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是一种纯粹的取乐或满足某种变态的欲望，如，姐己见人被蛇咬而发笑，高纬以欣赏人被蝎子蛰以取乐等等，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