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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伦理对关于利益优先性原则进行研究 　　1 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调节人类与其生活的所在周围环境等价值观念的总和;生态伦理是人类自身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生态伦理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才是自然界主宰，自然和外在环境都是人类的附属物，是人类的财富;动物、植物、矿、土、山川、河流，人才是万物存在是否”合理、合法”的标尺;才是丈量万物生命实体和非生命物质唯一价值尺度。 　　2 启蒙是对利益优先这一原则的解放 　　(1)启蒙解放人类。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自然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人类才从以前信奉上苍，把上天和不解的自然现象奉若神明中解救出来。 重新确立了人的地位、价值，证明了人的主宰能力。 从宗教信奉中走出来，几乎彻底摆脱了束缚的物欲，便极大的张扬开来，人类把利益优先原则执行贯彻的更加坚决固执。 利益优先原则其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反应，它以科技的发展为开路先锋，把自然视为服务于人类的手段来利用，”以人类中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人的一切行动的目标和出发点都是向自然和环境索取，对待万事万物一切以人为中心。 　　(2)利益优先性原则是对传统规范伦理的继承。 利益优先性原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传统规范伦理学教条主义的衣钵，再度深入发扬光大后就是极端的伦理利己主义。 启蒙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给予力量支持和理论的支撑，使得利益优先有了充分的道德力量。 使利益优先的原则得以强化。 不可否认启蒙召唤回人的尊严，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在以人为假设的情形下，论证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更进一步论证了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乃至国家、法律的合理、合法性。 但，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在大自然种种报复来到或者正在来临时。 人类中心主义对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合理性、可持续性不得不重新审视，几乎陷入两难选择。 人类面临对物质享受的无限欲望，却不得不面对将来的欲望在哪里能满足，能否继续享受。 　　3 人类中心主义需要的反思 　　(1)节制人类的欲望。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醒并督促人类中心主义不得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思索并尽快解决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关系;重新定位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合理性可持续性是否真实，进一步缓和人与自然的几乎走上对立的关系，急需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把道义优先性原放在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前面。 用道德的力量约束利益优先的原则。 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并进一步约束检点自身的行为，节制人类的欲望，用牺牲欲望的方式，为自己立法，到达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道德转向。 借助人类道德伦理的自觉约束性，为求得自然的谅解，尽可能的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道德的自觉性。 　　(2)生态伦理意在呼唤德行的回归。 事实上，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如果受到破坏，就很难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副作用将是巨大的，不可想象的。 “江湖上”有一句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人类精神上欲望的无穷性和自然界物质、能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致命硬伤：化肥、农药的无节制的使用，各种矿产品的无序开发、土地的污染、沙漠化的加剧、动植物栖息地被无限制的压缩、垃圾任意丢弃，气候的异常性变化、极端天气的重复出现。 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侮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如此疯狂。 大自然已经对此向人类发出了怒吼。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态伦理回归到道义道德约束上，乃至上升到法律的位置，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但是人的利己性、团体的私立性，起纷争有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3)”天人合一”的儒家观念是生态伦理的典范 。 儒家首先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共生”，这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理念不谋而合，堪称生态伦理的典范。 古时代的人，就能够效法于天地阴阳适应自然变化之道，饮食有节，作息有律，晓得自然界资源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理。 为了公共的利益政府部门甚至出手干涉破坏和浪费资源的行为。 如西周时期曾设立了--虞官这样的”行政”职务，对伐木和猎取鸟兽、扑鱼等行为严格管理。 有效的遏制了人们对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 古人就有了护佑生态、保持平衡的思想，懂得了乱砍滥伐深林”坏巢破卵”、竭泽而渔”、会导致天怒人怨、风雨不时。 这就是生态环境理念的雏形。 这和我们国家法规政策提倡的或者是硬性规定的”海上休渔期”、”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封山育林”等有异曲同工之效。 　　4 利益优先原则运用的结果 　　启蒙的结果是人类有了觉醒，从对自然的敬畏，走上对它的宽泛性利用、劫掠，建立了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启蒙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是出于感觉到自我的弱小，相信有超人类力量的存在，有着上帝的“管教”。 那么启蒙后人类从上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