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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运秩序中强制性规则选择因素 　　一、承托双方谈判势力的不平等性 　　古典合同法大体上不涉及谈判势力不平等的问题，法律传统上不关注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不平等被认为是涉及分配正义而不是矫正正义，但在进入20世纪，学者、法官和律师普遍开始担心谈判势力不平等的存在破坏了合同的合理性。契约自由是以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基本平等地位为前提的。“一般而言，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的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的价值。然而，如果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那么法律便会要求恢复一种合理的平等。”为确保公平，立法干预就是必要的，以免契约自由成为肆意横行的工具。 　　对强制性规则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任意性规范。运输船舶一般或作为班轮或作为不定期船(租船运输)来进行经营。而班轮运输与租船运输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因为租船合同双方当事人通常具有平等谈判势力，在协商时不存在障碍，“需要排除那些缔约双方有着几乎平等的议价能力的合同”。租船合同内约定条款，以减轻或免除承运人或船舶所有人的责任，于不抵触“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范围内，应为法所允许。而在班轮运输中，承托双方之间的谈判势力经常不平等，承运人的谈判地位远高于托运人。“这种运输的一个特点是班轮经营人比货主居于一个显著的、强有力的谈判地位，因而法律在这方面进行干预，以保护货主的利益。”法官史蒂文斯在案件中评述道，《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目的，是解决提单中双方当事人谈判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之前，承运人通过他们优势的议价能力将免责条款加入到提单中去。瑏瑠“尽管《海上货物运输法》允许缔约自由，不受该法规定的限制，但此项自由仅限于增加船东的义务，绝非减轻船东义务的自由。这种偏袒一方的规定显然是出于承托双方在谈判桌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考虑。”瑏瑡《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下承运人的最低赔偿责任，旨在保护无议价能力的货主利益，减少承运人滥用此种能力签订合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并不干预国际贸易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自由，而作为辅助合同的当事人却要服从于强制性体制，究其原因，国际货物买卖的双方当事人都为贸易商，二者缔约实力相当，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货方却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 　　二、对处于弱势谈判地位托运人利益的保护 　　“在各种力量的意思自由中，合同中诸方相互对立的利益之间的妥协，是通过当事人地位的强弱决定的。”瑏瑥合同法的任务是实现合同公正，并建立保护合同当事人中弱者一方的制度，使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都承担广泛地照顾对方利益的义务，使得合同关系能够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关系之上。瑏瑦如果承运人可以利用其优势谈判势力将不公平的单方面条款强加给托运人，特别是有关违约责任的条款，那么一般交易条款本身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契约自由就需要某种补充性的保护了。 　　19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导致了船舶运力相对供不应求，承运人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并利用其相互间紧密的联合所形成的优势谈判势力，对危险与负担作不合理的分配。通过契约自由原则，承运人可以通过免责或降低赔偿责任限额的约定以减轻责任，“甚至连船舶适航和管货义务都被免除，而法院竟对此行为予以默认。”瑏瑧托运人受到了承运人的支配，结果是在一段时期内，承运人责任极其不确定。1890年，英国格拉斯哥谷物贸易协会在一系列决议中，指责免责条款已经超出了所有公平合理的限度，“轮船航线船东们利用他们实际上的垄断，联合起来在提单中加入一些条款，不当地限制货物承运人的各项义务，除非遵照他们所规定的条款，否则拒绝接受托运。”瑏瑨在LiverpoolGreatSteamCo.v.PhoenixInsuranceCo.案中，瑏瑩格瑞(Gray)大法官同样指出，“承运人与托运人的地位并不平等，托运人没有能力与承运人讨价还价，只能接受承运人签发的提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不得不这样做，要不然就得放弃”。若单从契约自由原则考虑，容许承托双方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以契约条款免除或限制一些承运人责任并无不妥，或可降低承运人所要求的运价。但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托运人很难与承运人相抗衡，无法参与合同条款的磋商并施加影响，承运人展示出来的态度往往是提单内容并无商榷余地，即使托运人知道免责或减轻责任条款的存在，也要被迫接受，笼统的同意表示或多或少只是一种拟制。实质上，货物损害赔偿责任体系是由承运人的意志决定的，货主受到了减损合同价值的安排。 　　三、对提单流通价值与交易安全的保护 　　班轮运输属于公共海运服务，多采用提单运输方式。自19世纪末以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强制性规则不断增加，实际上是以国家立法干预排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班轮运输下提单货物利益的有关规定。瑐瑨提单最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