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角度看《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docVIP

从国家角度看《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 　　高丽慧因华严寺是中韩文化交往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象征，它坐落于杭州，始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宋代高僧晋水住持本寺，注释华严诸经义，发扬贤首教义，有高丽僧人义天，问道于晋水，执弟子礼，受教一年回国，以青纸金书晋译华严经三百部送予寺院，并出资建造华严阁，捐赠经费，寺院“盛于晋水禅师，名于三韩弟子”，遂简称为高丽寺。明人李蠢编撰的《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是唯一专门记载高丽寺近千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文献，是一部研究中韩文化交流、高丽寺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惜前人学者多注意于高丽僧统义天的研究，对《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文献本身的研究甚少。因此本文从文献学角度，阐释《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的编撰及其在中韩交流史上的价值，以期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的编撰与刊刻 　　《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编撰开始于明崇祯初年，有高丽寺僧止水，与士绅徐时泰、蒋如奇的交往关系甚好，经常一起谈诗论佛，畅游山水。僧止水素有志愿:“欲辑寺志，以侈先朝之盛。”徐时泰、蒋如奇也见高丽寺的记载缺失散乱，“考之则志乱焉，而无统遗焉，而弗备举乎”，常感遗憾，于是三人不谋而合，准备修撰寺志。又有徐时泰的好朋友李蠢来寺游玩，其人“胸中有十万卷书，目中有天下奇山水者”，且“精综三氏，笔端能化霖雨，可了此一大事因缘也”。徐便推荐李霭全面负责修撰寺院志，僧止水负责搜集相关的资料，徐时泰、蒋如奇负责寺志编修、刊刻的费用，历年而成。 　　由于《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在僧止水、徐时泰、蒋如奇心中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人理解寺志编撰目的也不同。徐时泰在序中曰:“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诏来，比辞该事，所以鉴兴戒亡者也，是以古之人多托史以寓志。……(斯志)或抚山川之故，览兴亡之本，详创继颠趾之因，要义有综，游具有需，而寺犹不兴也哉。”他认为佛教寺志与世俗方志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史书的一种，既然都是志书，则记载一山一地的山川景色，故物的兴亡本末都是志书内在的一种优良传统。因此，编撰《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最大目的在于记载玉岑山、高丽寺的山川景物、名胜古迹、发展变迁，充分发挥方志的作用，以供参观者游览之用。僧止水、蒋如奇对编撰寺志的理解完全与徐时泰不同。僧止水编撰寺志的目的不言而喻，他痛心于高丽寺“宗律絮焉，钵衣散焉”。整个高丽寺正处在颓废之中，想要借助寺志的编撰，来显扬寺院名声，重新振兴高丽寺的发展。蒋如奇认为编撰寺志正是显示自己信佛、护教的最好方式。他认为“凡一切法施无畏，施财，施具寓无力可辨，独有心施一著，寓之于诗，倘宰官富人见之而生悲悯心，破铿音心”。因此“是编之成，虽谓居士护教力亦可”。可见，二人完全是从维护佛教利益来理解寺志编撰的，他们认为佛教寺志首先是佛教文献的一种，是宣扬佛教教义、传播佛教理论的一种方式，编撰佛教寺志、山志就是对佛教的功德。 　　实际上，中国佛教方志起源自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魏晋隋唐、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在定位佛教方志的性质归属时，历代方内、方外史家也是意见不一的。《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记》等著录魏晋唐宋时期的佛教方志时，将《洛阳伽蓝记》《峨眉志》《佛国记》《京师寺塔记》等放在史部地理类，认为这些佛教寺志、山志、游记是反映一山一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则将《古清凉传》《释迎方志》《摄山栖霞寺记》《金陵塔寺记》放在子部的释书类，他们认为佛教方志是佛书，与佛教经文、语录一样，都是传播佛教教义理论的文献。明代佛教方志编撰者也继承了这个争论，有人认为佛教寺志、山志都是方志，是史书的一种。如明人邵宝修改僧圆显((慧山记》时认为:“邑之有志，犹古列国之有史。山之故必舆载焉。而水经、山志又古野史之流，有不可得而废者显也，将有见于是软今。”他显然是将僧圆显编撰的《慧山记》归人史书之类。徐时泰的上述观点即与此相同。也有人认为佛教方志正是通过宣扬一山一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山川河流，借山之名，宣佛之灵的最好方法。如明末清初居士孙时伟曰:“夫藉山以宣大士之教，即藉志以著兹山之奇。因是而可大可久。”僧止水、蒋如奇的观点则与此相同。因此，僧止水、徐时泰、蒋如奇在《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编撰功能上的争论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整个中国佛教方志性质归属的一个缩影。 　　为全方位体现这两种思想，在体裁上，编撰者仿效世俗方志，采取平目分列体编撰寺志。平列分目体，又简称平目体，是将志书内容分为若干类，下列门类，各类目之间平行排列，互相独立，互不统摄的一种结构，宋元志书多采用此种形式。这种结构也影响了明代佛教方志的编撰，《高丽华严慧因教寺志》就采取这种编撰方法。撰者将寺志共分为原始、景物、祖德、檀那、宫宇、碑记、传志、杂文、题咏、法嗣10类，各类之间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