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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七夕诗文来探讨乞巧在陇南的流传 有学者认为，乞巧与北方风俗和织女崇拜有关。“七月初七又叫女儿节，北方风俗，这天晚上在屋外要摆上瓜果，向织女乞巧，希望织女把纺织的手艺传给人间。”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它至少在三个方面表明与今陇南流传的乞巧风俗有直接相关：第一是该风俗原出北方；第二是该风俗属于远古至今一个女儿节，有一定的仪式仪轨；第三是向织女（巧娘娘）乞巧以传女红手艺。 循此基点我们检视发现，有学者通过梳理《诗经》、《楚辞》、《史记》等古文献的文化脉络，已经把乞巧的缘起和秦早期传说联系在一起探讨。赵逵夫先生撰《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等一系列文章对此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发前人所未发：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乞巧风俗的源头在今天水、陇南毗邻连接的西汉水流域，辐射地域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陇南（中心在天水）十四县。我以为该研究解决了唐以前乞巧风俗在陇南发源和流行的主要问题。因之，我们有必要观照唐宋七夕诗文所反映（包括间接反映）的乞巧风俗在陇南的流传情况。 丰富的唐宋七夕诗文，为我们考察乞巧在陇南的流传提供了全新视角：唐宋诗文亦秉持乞巧为秦人风俗的观点。唐陈鸿《长恨歌传》说：“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从此文字看，唐人就已经认定了乞巧为秦人风俗之说，并且由秦民间传至宫廷，并且风行起来以为时尚。白居易《长恨歌》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描述的是唐明皇时期李杨恋情的文学母题，如何包涵关于七夕夜祈祷苍天私语心话等更隐秘的乞巧风俗情结。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述及乞巧风俗时说“三拜毕，楼针于月，衽线于裳”，特别相似于今天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风俗的有关环节。李商隐《七夕偶题》诗：“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花果香千户，笙竽滥四邻”，反映的就是民间普及乞巧风俗的盛况。 唐末五代秦州长道县人、时有“诗窖”美誉的王仁裕在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卷下有笔记文《蛛丝卜巧》： 帝（唐明皇）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此记载虽在记述传说唐代宫廷的乞巧、得巧风尚，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民间乞巧风俗的互动情况，历史上由于陇南（含今天水一带，约相当于陇右）对长安和朝廷的重要关系，也可间接感知此乞巧、得巧风俗流布于西汉水流域、陇南一带之时况。该书 《乞巧楼》篇记载了乞巧民俗之置办高楼的盛况：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丈，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到底是民间效仿皇家，还是皇家得乞巧民俗于民间？王仁裕对此未加详考。我以为二者互为影响，就形式而言，如修建“乞巧楼”、“陈瓜果酒炙”、“动清商之曲”，民间或许要效仿这种气派和风度，但“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一定是来自民间的朴 素乞巧形式。无论是宫娥还是民女，七夕是女儿们向织女乞巧的日子，她们都渴望有织女那样一双灵巧的手，这一点是共同的，是内涵共质的。 至唐宋，乞巧作为乞求做针线纺织技艺传授风俗，已由来已久。东晋葛洪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入俱习之”，汉高祖刘邦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出宫后嫁扶风段儒为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后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唐代徐坚撰《初学记》载：“汉文帝窦后少时秃顶，七月七日家人都去看织女，独不准她去。”（《古今图书集成bull;岁功典bull;七夕部》引）都说明乞巧风俗在汉代宫廷和民间是互为影响的，这个影响的覆盖面肯定包含在天水郡、武都郡的范围，即今陇南境内。唐崔颐《七夕》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是这种互动影响宏观视角的文学表达，而唐代神童林杰六岁时的《即赋乞巧诗》：“七夕今宵看营霄，牛郎织女渡河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