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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互动与有关近代早期的思想史 　　全球思想史诸问题思想史，至少是当下西方各国的思想史，仍是最需要向全球史视野开放的分支之一。过去三四十年，思想史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现在它已经很少关注著名思想家，但对社会、经济和思想史的其他背景的考量更多了。①但直到最近，思想史领域仍然是由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家支配的。②换言之，在北美和欧洲各大学的思想史研究中，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在西方史学中，在概念、话语和科学发明等可被归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全球性的历史阐释并不多见。 　　不过，在思想史学者的共同体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③可以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大量涉及19-20世纪的全球思想史研究。这个时代各地区思想的全球性互动有很多方面需要澄清。应进一步探讨的论题包括某些进人世界各地语言的概念，如“科学”和“社会”-这些概念的内涵肯定要比“西方化”这一粗糙概念的内涵远为复杂。④现代大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社会角色的全球化，同样需要结合地方视角和全球视角才能理解。再者，这些社会角色的原型可能最早出现在欧洲，但如果认为中国和印度等社会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出现是“西方化”的结果，则可能是错误的。地方传统在各类情形下都在延续，尽管它们同外来影响发生了混合。正因为如此，全球和地方力量的互动才使得全球思想史成为如此迷人-但也极具挑战性-的历史研究领域。 　　19-20世纪的全球思想史无疑是由特定的全球条件塑造的。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帝国主义和西方的霸权构成思想传播和书籍流动的大背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时期的思想变迁简约为西方化塑造出的全球统一性进程。但难以否认的是，在知识领域，这两个世纪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西方居于统治地位。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印度和埃及，很多社会都以西方的认识论为共同的参照。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产生了众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而非西方的思想传统却没有。总之，在19 20世纪全球思想史的众多方面，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显然存在这种等级关系。很多批判思潮，如后殖民学派，曾质疑和批判这种思想上的等级关系。⑤不过，要真正理解19 20世纪全球范围知识等级化下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动力学，则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在全球思想史领域展开。全球思想史并不必然意味着仅仅研究1800年以来知识的关联和变革。对于较早阶段的思想运动和变革，我们同样可以采取全球视角:比如对于16-18世纪，即欧洲历史上通常被称为“近代早期”的时代-尽管对此存在一些批评。 　　过去一二十年，就“近代早期”的说法是否适用于这个时段的全球史，或至少是欧亚交流史，曾有过相当有趣的争论。①但不管怎样，关于思考1500-1800年全球互动和关联的新思路的论说已经相当多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对多元视角的探索，以避免欧洲中心论或有着类似局限性的主导叙事的狭隘性。 如果将思想史研究纳人近代早期史研究的全球转向中，我们就会面临众多有趣的问题。因为，16-18世纪虽然有其全球化的各种表现，如洲际贸易的活跃，但它本质上并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美洲，欧洲人的统治很快就改造了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政治，但在亚洲，西方的霸权远未确立。例如，这期间的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在思想领域也远没有被西方改造。欧洲的影响的确存在，但对中国而言，这种影响无法与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存在相提并论。 　　因此，研究近代早期全球史的诸方面，会把我们带人一个明显不同于19-20世纪的跨文化互动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欧洲、中国、印度各大文化区之间的关系中并没有明显的全球性力量差距。换言之，文化和思想交流仍然发生于一个多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彼此碰撞的思想生产中心。如今的21世纪，我们正在离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近代早期的全球思想史研究也许能提供一些十分契合于当今世界的启示。 　　近代早期思想史的全球史研究方法仍在发展中，这种研究并不简单。首先，我们需要把“思想史”的领域拓宽，使其涵盖宗教史及相关的信仰史。其次，我们需要对有关16-18世纪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各个领域做广泛的批判性回顾。问题在于，现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19 20世纪的思想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看不到19世纪之前存在的多中心世界。换言之，这需要历史学以相当大的努力、从新的角度去审视近代早期的跨文化关系。这里试以近代早期的中欧互动史为例加以说明。 　　大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有影响的研究都把耶稣会士视为16世纪和17世纪中欧接触中的主要角色。比如，他们通常被视为复杂的耶儒汇通(Confucian-Christian Synthesis)的唯一创造者，这种汇通论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基督教的特征，被称为“适应策略”。根据这种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