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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学研究的逻辑性 　　引言 　　著书撰文，尤其是撰写学术论文，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言之有物，同时须言必有据、言之有理，并且能言必有中。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作者就需要讲究点逻辑，或者说得有逻辑思维的习惯。但在当今中国译学界，不少理论书籍和文章中都存在着概念模糊、词语歧义、类属不辨、自相矛盾、以偏概全、妄下结论等逻辑谬误。例如有位学者刚断言“严复的所谓理论本身没有多少研究价值”，随即又用严复的“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作为论据，证明德国功能派学者“诺德( Christiana Nord) 所说的忠诚主要指忠于读者”之正当性;再如有不少学者都喜欢引用“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这样一条定义，并以此作为论据来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上引两段论述都有逻辑上的瑕疵。前者上文与下文抵牾，可谓自相矛盾，而且其断言“严复的所谓理论本身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也有言而无据之嫌; 后者把“翻译”定义为某种“文学手段”，犯了定义太宽的错误，因为在这个定义中，定义项( 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学手段) 的外延大大多于被定义项( 翻译) 的外延。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 如当下学风浮躁，研究者为完成学术量化指标而急功近利等) ，但对思维逻辑不重视，对语言逻辑不讲究，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鉴于此，笔者选取几个容易给青年学子造成误导的典型问题加以分析并澄清，以此说明逻辑思维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自证其伪的判断: 意义不确定 　　三十年前，有位翻译学者( 下称学者A) 突然发现，说话人有时也会言不由衷，辞不达意，例如“阿甲想表达一个意思( 意义A) ，……由于语言一般的限制以及他自己语言使用的限制，那句话的意思( 意义B) 跟他的本意( 意义A) 必然有出入”。而且他还发现，当代的中国人如果读朱生豪翻译的《哈姆莱特》，或者听傅聪演奏的肖邦《A 小调华丽圆舞曲》，那他们读到的肯定不是莎士比亚亲笔写的《哈姆莱特》，听到的也肯定不是肖邦亲手演奏的《A 小调华丽圆舞曲》，因为，虽说“傅聪先生演奏肖邦成一家言，但是他在钢琴前给我们的，永远都只可能是傅聪演绎的肖邦，……我们怎么可以查得出肖邦的本意与原来效果呢”? 于是该学者据此断言“原文文字本身并无绝对意义”，认为“我们要求翻译工作忠于原文或忠于作者是超出情理之外的”， “追求忠于原著，简直在强人所难”，并呼吁“不再要求译者正确解释原文，译出原文的意思”，因为“原文只不过是藉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自那串声波荡起十八年之后，我们又听到了藉空气震动传来的那串声波的回声。当时有位学者( 下称学者B) “萌发了对翻译忠实这一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中心进行解构的念头”，于是他发现，虽说“绝大多数翻译家和翻译学家对忠实的翻译原则坚信不疑，执着地追求着这一翻译的最高理想”，但“忠实只是个在翻译界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只是个被无数翻译者们崇拜的图腾”; 他还发现，翻译家对忠实于原文的追求“是建立在原意确定论的假定之上的，…… ( 但) 德里达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新批评否定了追溯作者意图的可能性”，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忠实体现原文意义只能是译者梦中的童话”。又过了八年，另一名学者( 下称学者C) 不仅发现“德里达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还发现“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文本所固有的内在的意义”，于是该学者据此断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文本是不可通约的( 不可翻译的) ”。 　　上述论断看上去有根有据，听起来振振有词，而且都发表于国内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据笔者在高校翻译研究方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所作的调查，相信“意义不确定”者还真不在少数。虽然从感性上讲，青年学子们也有“原文意义都不确定，那还怎么翻译”之类的疑惑，但由于缺乏理论逻辑训练，往往难以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辩驳。学者B 断言说“原意确定论”是个“假定”，言下之意就是说“意义不确定论”才是真理，而且还是德里达认为的真理，这更从理论上消解了青年学子的疑惑。殊不知事实正好相反，学者B 的断言才是理论上的假设，而“原意确定论”( 意义确定论) 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经得住检验的真理。 　　从理论上讲，“原文文字本身并无绝对意义”“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以及“翻译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这类判断都违背了形式逻辑最基本的一条规律，即同一律，因为“同一律要求: 如果一个语词( 语句或一组语句) 表达某概念( 判断、推理或论证) ，它就必须表达这个概念( 判断、推理或论证) 。同一律要求语言( 语词、语句或一组语句) 有确定的意义”。莱斯大学神经学及逻辑学教授伯纳·派顿在《真理、知识或纯粹谬误》一书中也强调: “在一个即定语境中，词语的意义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