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中西文化交流视域.docVIP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中西文化交流视域 　　梁启超《新史学》发表后，史学研究视角从帝王将相逐渐转移到平民社会。陈垣为其中之代表人物，他在宗教史、元史、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研究。陈垣的史学研究重史料搜集、系统梳理研究对象之源流，故其论著以厚重、全而和系统而为国内外学界所重。在宗教史研究领域，陈垣先生以后人称为“古教四考”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而闻名史坛，奠定了他在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是国内第一部关注开封犹太社团的史学论著。作者在正文之前收录有开封犹太人遗存碑文，即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该著计12章，第1,2,3章分别对三通碑文的作者及内容加以考证;第1011章着重考察犹太人遗存匾额、楹联，经其考证的碑文和楹联成为目前学界公信的文献版本;第12章记录了清末民初犹太人清真寺和社团的生活状况，并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4至9章分别考察了犹太人的来华时间与路线、采汉姓之过程、宗教名称之变化、与回教之异同、重要人物、清真寺沿革、宗教典籍等问题。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陈垣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起与变化做系统考察。学界迄今对《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产生背景及学术价值少有论及。唯吴建伟考察了陈垣据碑文撰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过程，郑世刚总结陈垣宗教史的研究时间有所论述。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外学术交流为背景，结合中外学界对开封犹太人研究的历程，探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撰著的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及学术贡献等问题。 　　一、《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前中西学者的研究 　　当利玛窦于1605年会见开封犹太人艾田的消息传回西方之时，即为基督宗教界发现开封犹太社封犹太人售卖清真寺址和石碑之事引起了社会媒体关注，《通问报》《大公报》《申报》《时事豫报》《河声日报》等均进行了相关报道。在此背景下，开封犹太人问题遂引起全国知识界的注意。 　　这一时期研究开封犹太人的主要是西方宗教人士、外交官和国内地理学家，没有历史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同，这一时期以管宜穆为代表的传教士己经摆脱了狭隘的宗教偏见，将开封犹太人作为一支独特的散居犹太人群体进行研究，以中国经典为背景分析犹太人文献，揭示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生活等各方而的思想和生存状态，其最大贡献在于厘定和公布了开封犹太人遗存的中文文献。以张相文、时经训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按照新兴地理学科的研究理路，注重人种、语言、风俗等方而的考察，凸显了开封犹太人的独特性。中国学者之不足是过于粗浅，甚至发生解释错误，如时经训在中华文化西来观念支配下，从碑文中“找到”了中西文化同源的证据，认为:“黄帝来自西方，始传说盘古事迹，今里海西岸有盘古商埠，极为繁盛，即盘古人种发源地……据此则中西人种同源，文明同源，益征信矣。”媒体从吸引受众的角度，关注犹太人的种种行为，对其争夺祖产、依托圣公会等外来宗教力量重建宗教的渴望予以报道，使开封犹太人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可以说，1843年到1912年，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开封犹太人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资料也逐渐披露。但按照上述学者的研究理路，己难再有新建树。上述三方人士均将开封犹太人作为“孤立”的考察对象，或关注其遗存文献和传教士的记载，或关注开封犹太人的种族、风俗，或关注其现状，缺乏将社团文献与主体社会相对照的深度解读，更缺乏对社团形成、发展、衰败过程的考察，至于其来华路线、宗教水平、宗教派别、内部结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华迁徙范围等问题则鲜有探讨。而这些问题则是史学家关注的基本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己有资料做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厘清开封犹太社团发展的源流，推动己难深入的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正当其时。陈垣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遂撰《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二《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研究特点分析 　　清末民初中外媒体和学术界对开封犹太社团的关注，引起了陈垣的注意。他广泛搜罗资料，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开封犹太人问题，完成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先在《东方杂志》第5、第6、第7卷连载，1924年结集单册发行。 　　陈垣的学术视野广阔，洞悉前人研究进展。管宜穆己将所见文献归类整理，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特别是对弘治碑、正德碑等碑文内容的考订，颇见功底。管宜穆的修订被陈垣接受并收录。然管宜穆仅比于犹太人文献的考订和修正，对其间蕴含的历史信息仅有粗浅的分析，没有将社团置于主体社会的背景中加以审视，缺乏历史研究的系统和深度，因此遗漏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与管宜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