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ID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性研究_0.docVIP

ICSID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性研究 　　一、国际混合仲裁法律适用问题的独特性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机制，广义的国际仲裁可归为三类:第一类为国际公法仲裁，特指就主权国家之间及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进行裁断，例如根据1899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而设立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CourtofArbitration，简称PCA);第二类为国际商事仲裁，特指跨国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就商事纠纷依仲裁协议而提请常设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解决纠纷，例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InternationalCourtofArbitration，简称ICC);第三类为国际混合仲裁，即国家(含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仲裁，因兼及公法与私法主体而呈现出管辖权、法律适用、裁决承认与执行方面的特性。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上述三者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就公法仲裁而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58年拟定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第10条第1款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法源规定并无二致，以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为准据法，并辅以司法判例及学说作为补充资料;就商事仲裁而言，各国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定准据法，所选法律体系包括但不局限于国内法、外国法、被一国所批准的国际条约及所认可的国际惯例，甚至包括超国家的法律体系，在意思自治缺位即当事人未进行法律选择时，仲裁程序问题以适用仲裁地法为主，实体问题则由仲裁庭依其裁量权按冲突规范指引而确定准据法;就混合仲裁而言，不同的投资仲裁机制在准据法确定问题上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范式，例如ICSID仲裁庭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法，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第1131条第1款却要求仲裁庭只能适用包括NAFTA在内的国际法解决投资争端，《能源宪章条约》(以下简称ECT)第26条第6款也有类似规定，不同的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对此也存在分歧。 　　二、《华盛顿公约》第42条第1款的文义解读 　　(一)准据法的范围及其逻辑关系 　　公约第42条系指引仲裁庭如何适用法律的专门规定，该条共三款。其中，第一款规定:“仲裁庭应依照双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规则对争端作出裁决。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一方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据此，ICSID首先肯认当事人针对投资争端的解决所合意选定的准据法，但在当事人未就准据法的选择达成合意时，公约自身载明了法律选择条款，即适用东道国国内法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不过，问题并不像表面所陈述的这般清楚简单。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脱胎于商事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投资仲裁法律适用中优先适用，这一点并无二致，但投资仲裁中的意思自治究竟是绝对自由，抑或受制于东道国国内法律体系与仲裁地法约束的相对自由，则颇多争议。不乏学者主张，当事人的选法自由非常宽泛:既可以选择国内法，也可以选择国际法，还可以选择同时适用二者;所选定的国内法既可以是东道国法，也可以是投资者母国法或第三国法;所选定的国际法既可以是双边投资协定，也可以是一般国际法;所选准据法既可以支配全部投资法律关系，也可以约定适用于投资的某些环节。 　　三、禁止拒绝裁判原则 　　《华盛顿公约》第42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不得借口法无明文规定或规定含糊而裁定不予处断。这一原则在学理上被称之为“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其雏形源于《法国民法典》第4条。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无论仲裁抑或诉讼，裁判者应在查清事实且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定纷止争。但就作为司法三段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而言，或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预见，或由于情况变更，致就某一本应规范之事项未设规定时(即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裁判者应探求规范目的，采取目的性限缩或扩张、类推适用、创造性补充等手段就此漏洞加以补充，而不应以法律无规定而拒绝裁判，致当事人“投讼无门”。从准据法消极冲突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一二:某一先例法宣告了规则r，该规则可明确调整X问题，现裁判者面临一个争点为Y的案件，但Y问题显然不在r规则的效力范围之内。由于X问题与Y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因而从形式逻辑上看，区别处理可能更符合要求。然而裁判者认定，对这两类问题的区别处理将造成司法推理的不一致，因为可适用的社会命题和深度规则都不足以证明区别处理两类案件具有正当性，因此裁判者会通过将其一般化而重新阐释这项已宣告的规则，以此解决手头的案件。作为投资争端解决的重要方式，在投资仲裁中引入这项原则，无疑有助于推进争议顺利解决，不至于因相关法律的缺位而阻却实质性裁决的作出。 　　四、国际投资友好仲裁:公允及善良原则 　　根据《华盛顿公约》第42条第3款，无论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