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宏观调控和公共财政的拟合性分析.docVIP

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领域：公共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 财政宏观调控和公共财政的拟合性分析 ——兼论我国财政政策协调一致的调控支点的选择 王金秀 [摘要]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长短期政策选择上存在悖论，难以解析中国宏观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未来取向，更加缺乏对宏观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导向之间矛盾的协调之策。本文以宏观调控变量的选择为切入点，针对调控变量的属性和调控功效形成的适应性范围，提出以双重性质的商品为重点进行财政政策转型，并由此协调财政政策的矛盾。 [关键词] 双性变量 宏观财政政策 公共财政 财政政策所选择的调控目标、手段与变量往往对宏观调控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形成了特殊的发展轨迹，以至于相关经济理论问题的解析只是具有部分功效，并形成诸多“悖论”。本文以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型为契机，以公共财政改革的现实为依托，将公共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理论问题结合，探索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转型所应该选择的调控变量，以期望形成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性。 一、现代理论的困窘：难解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迷 （一）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脉络：由投资转变为消费的调控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形成消费的无弹性，对经济波动的调控主要依赖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经济波动，到1999年之前，无论经济波动是“过紧”和“过热”，也无论针对经济态势采用了何种不同的手段，调控的经济变量都始终突出投资。其中前三次经济周期呈现需求膨胀的态势，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压缩信贷规模的手段来普遍降低投资，效果十分明显。1993年为了治理膨胀而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也随之形成了1997年的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从双位数降为8.8%，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往往以“过剩”为常态，当时出现经济萎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正处于供大于求的结构性失衡，1997年针对因为需求不足而形成的经济下滑态势，创造性地将教育通过高校扩招等作为宏观政策手段，同时，在利率杠杆多次起而不动的情况下，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确立了以加大国债发行规模为特征、通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来刺激需求，实现财政的宏观调控，并在1998年强调公共工程的投资，寄希望以公共投资支出来拉动社会需求。由于公共投资启动的效果不明显，1999年后，刚启动才一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从长期习惯于对投资的选择转为以消费为支点，来扩张社会需求，具体操作突出表现在两次为公务员加薪，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等。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历程，形成的分析结果是：50～90年代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上具有明显的“大起大落”特征。1998～2002年经济增长率以年均7.6%的速度增长，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左右，经济走势较为平稳且增长较快。这种稳定增长率的结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的柔性、间接调控所带来。 2003年，我国经济态势出现了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的转折期，为了把握机遇，200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种针对经济拐点期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预调节，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国民收入理论往往揭示了经济周期波动中峰顶和谷地两端时期的财政对策，而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冷热交替进行转折时期财政对策的研究。 （二）现代理论难解的中国之迷 传统理论大多是从总需求构成的角度出发形成通过财政调控总需求以便实现总供求平衡的观念，并在此基础是开始将投资和消费进行分割性研究。 投资理论是从消费函数出发形成的乘数理论为理论工具，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扩展效应，由投资带动就业，继而拉动消费，通过消费实现投资的增值。这种研究形成了政府可干预经济的理念，说明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视了消费的功效，需求管理理论对投资的研究虽然是建立的在消费函数的基础上的，但以投资为分析的主要内容，并形成了财政利用政府投资来干预经济的关键性结论，增长理论更是将投资形成的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包括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宏观理论都明显地忽视了消费的经济作用，而仅仅是将消费作为实现投资的附属物，甚至暗含着投资带动消费、并且二者能够均衡。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以扩大公共工程投资为支点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我国1999年后，财政调控的重点由投资到消费转变后，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政策效果及其运作机制难以从经典的稳定和增长理论中寻求到答案，而以教育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在调整波动的稳定理论中更是难觅芳踪。而消费理论注重消费本身的理论研究，强调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关系，并形成了持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假说以及跨期消费说等著名的理论，这类研究大多将视线放在影响消费的因素，而忽视了消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