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doc

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 （摘选） ◎ 黄 宗 智 中国农业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未来是不是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必定要像美国的大规模的农场那样？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出路又何在？ 中国的大众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旧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八一一”的结构，也就是说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但在近二十年，它已经快速朝着“四三三”型转化，即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现在这个转换已经进入到中晚期了，我们估计大概在二十年之内会结束。那么中国的农业结构呢？就相应这样的食品消费转型的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在转型，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农业结构的变化形成消费转型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变化在于这个畜、禽和鱼以及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上，两者都增加了4-5倍。 这个变化，虽然来的非常急剧，但有个很基本的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中国的农业到今天，仍然是以小规模农场加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造成这样的部分原因当然是出于当前的产权制度，这种按村、户人口来分配承包地，使用权是属于一家一户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国家呢，是保留这个征用特权。在这样一个产权结构下，当然只可能形成小规模农场。从西方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的平均农场不到10个播种亩，而美国的是600亩，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更高度的农村人民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以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做到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规模经济效益，它不仅只是亚当〃斯密这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其实也是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要是回顾一下当时这个集体化时期，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的观点，其实来自于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一个很基本的误解。因为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之下，它在近六个世纪以来，一个最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压力这个现实，它迟早会是（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一个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能够被它的消费需要所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在人口压力下，它可以被逼为生存的需要，而一再提高它的劳动投入，即便是边际报酬下降到低于劳动市场的价格的水平，在逻辑上可以一直达到它这个边际报酬相当于零。正因如此，家庭农场在历史上，其实比以利润为主和以雇佣劳动力为根据的经营式农场，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更高的地租，也就说明它能够支撑更高的地价，也就有足够的能力排除经营式农场。 在三十年代的华北平原，当时只有10%的耕地，是在经营式农场底下的，也就是说依赖雇佣劳动和以利润为主的这种农场，90%都是家庭农场。而在江南平原呢，因为棉花经济比较发达，丝绸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棉花经济、丝绸经济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花是纺纱，丝绸是缫丝），在当时可以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来吸收，就是说小孩、老人和妇女，而他们的报酬只是粮食种植报酬的1/3-1/2。这样的劳动，这些由辅助性劳动力来吸收，再一次比经营式农场，就是靠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有生命力。从明清之际开始，已经逐步消灭这种大的经营式农场，到20世纪时江南平原上的经营式农场早已绝迹。 这样的历史进程，是六十年代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因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当时拖拉机所起的作用，主要并不是节省劳动力，而是促使劳动进一步密集化。原来在江南地区，农民是一年两茬单季稻，然后是冬小麦，拖拉机来了之后，它使种植早稻变成可能，因此可以大规模地种植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所以当时有了“消灭单季稻”口号。 以同样的分析概念来说，农业当时仍然在那里过密化。所谓过密化就是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第三茬特别明显，相对这个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说，这个报酬是递减的。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到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就是所谓三大历史性的变迁，第一个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到了九十年代体现于这个每年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下降，第二个就是城镇化，包括农民工的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第一和第二个趋势交叉起来，就形成第一次中国务农人员从九十年代的3.41的高峰逐渐递减，每年以2%的速度逐渐递减，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一年，到了2000年，已经降到3亿以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再加上第三大趋势，就是消费结构的转型。正是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巨大的趋势，它们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今后这几十年中，可能可以去过密化。 但是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而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例子，是这个塑胶棚蔬菜的种植，它一般需要4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力，而它的收获能够达到相当或更高的比例。那么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