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出新旧对立的误区.docVIP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走出新旧对立的误区 ――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 ???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我国政府和广大群众高度关注，我国不仅有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目前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还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定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遗产持有者。随着“原生态歌曲”大奖赛等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社会流行的词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展览、表演，也在国内国外如火如荼进行，如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和最近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等重要活动，也有我国非物质遗产的表演展现，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几乎是突然降临，但已悄然引发一系列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如何对待传统，如何评价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同时也凸显出过去长期形成的许多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而这些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又或多或少干扰、影响着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干扰、影响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 ??? 在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看待文化遗产保护继承的问题上，新旧对立、新旧截然分离的观点就是一种影响极大的错误认识。例如，由于简单运用“进化论”对待文化艺术，认定文化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进化”、不断“进步”，甚至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不破不立”，必须“推陈”才能“出新”，因而对待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主张“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强调“不破不立”，必须“先破后立”，只有“大破”才能“大立”。 ??? 这种思想长期指导支配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原应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全都被视为陈旧的、过时的、没有用处的，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妨碍文化变革，妨碍“革命”事业发展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因此，对 ??? 传统、对遗产从批判继承逐渐走向轻视和全面否定，最集中也是最极端的发展，就是所谓推倒一切旧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 为祸十年之久的“文革”，尽管其核心实际不是“文化”问题，但它确实是以“革”旧有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之“命”为旗号而发动的；而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更是一时响彻天际的运动口号，其大破坏之“千钧铁拳”，更是横扫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其对人类文化（尤其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空前惨烈。它是传统文化及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革命”。 ??? 本来，中国历来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约三千年前的西周“制礼作乐”，就是对当时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黄帝以来的“六乐”，如《诗经》歌曲及舞蹈）一次全面整理继承。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要是雄才大略者，有见识者，只要是国势兴盛者，都非常重视以国家之力制定礼乐。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绝没有中断者，并且，中华文学艺术数千年漫长进程中一直精彩纷呈，高潮接踵出现，没有出现其他文明史上常见的中断和停滞，没有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样的低谷，中国人民对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呵护、珍爱，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生了重要作用，其保护传承之功大焉。 ??? 当然，中国古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狭隘利益和儒家礼教教化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来有“求新求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追求，加上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对文化遗产和传统保护经常形成冲击破坏。《易经》所讲之“易”，就是变易，重“易（变）”轻“常（经常、平常、常态）”，在文化方面也就是重创造轻积累，重“发展”轻遗产保护。司马迁著名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述，以一“变”字高度凝练概括古今差异，揭示历史进程本质，固然精辟，但同时也是对文化传承积累的一种忽略。与今天文化保护的先进意识相比，与日本等国长期形成的传统继承观相比，我国古代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属于一种“自在”的、“自然”的状态，并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的境界。 ???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打破天朝迷梦，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西方文化伴随经济、军事之强势长驱直入。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变革时代。变革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要追求。“天演论”即进化论的引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激起社会上强烈的反思和变革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