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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的法律关系探析 　　摘 要 微信红包是社会经济中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产物，作为新兴事物，目前我国的立法在这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参与其中的微信用户、支付平台和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有待明确。本文认为如果明晰了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就能够发挥各自优势，规避风险，保障各方权益，在各方自律自治的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法律与制度框架。 　　关键词 法制 互联网金融 微信红包 法律关系 　　作者简介：杨子晴，河南大学法学院2013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110-02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微信红包”无疑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的一个突出代表。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互动让其成为了年夜饭的主菜单，甚至抢了春晚的风头。数据显示，2015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10亿次，2015年8月20日，“七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4.27亿次，突破2015年除夕10亿峰值。① 　　微信红包的发展不容小觑，其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兴产品，面临多重机遇与挑战。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应注意其隐藏的法律风险。明析微信红包所涉的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法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有利于促进社会有序、健康、和谐发展。因此，探讨微信红包的法律关系问题有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 　　一、微信红包所涉及法律主体及其收发流程 　　收发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所涉及主体共有四方，即微信用户、微信平台、财付通公司、储蓄卡发卡银行。而在《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中明确定义：“微信支付服务，指财付通公司依托微信公共平台为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②从本质上讲，微信平台是一个收发红包双方进行联系的前台渠道，而支付转移等后台业务则是由具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财付通来完成，可将其理解为同一主体，即支付平台。 　　发放红包的用户需要首先至少绑定一张银行卡，填入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等信息，并勾选《用户协议》，如此一来，银行卡就与微信账户绑定在一起了，用户可以点击“钱包”给“零钱”进行充值（此时充值即用之前所绑定的银行卡）或直接用银行卡内金额进行发放红包。以普通红包为例，发红包用户需填写红包个数，单个金额与留言等内容，然后塞钱进红包（通过“零钱”或银行卡进行付款），包好红包后选择接收的联系人。一个红包就算完整地发送了。 　　收红包方在聊天会话中会收到来自对方的红包，拆开红包则红包内的金额便转入“零钱”中，同样，若想提现，收红包的用户也必须绑定银行卡，否则收到的金额将停留在“零钱”中，只适用于微信所提供的一些业务的付款。 　　当然，也有一些红包因某些原因未发送成功或对方未领取，此时，微信方将于24小时后发起退款，将红包内金额退返原账户。 　　二、微信红包所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法律关系是指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形成的，以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根据法律关系的分类，微信红包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显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即基于民事法律事实而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关系。“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就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或所规定之对象，要不外法律关系而已。”可见法律关系研究之必要性，下面将从微信用户与支付平台、微信用户与银行、支付平台与银行及微信用户间四个方面来逐步探析微信红包的内部法律关系。 　　（一）微信用户与支付平台间的法律关系 　　关于用户与支付平台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用户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间形成了保管关系，即用户将红包款交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由其以备付金的形式代为保管时，双方之间形成了我国《合同法》第365条下的保管合同关系。③同时电子支付平台也向微信用户提供“资金暂存”服务。其构成保管关系值得探讨，《合同法》第365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依此依据，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接受寄存人交付的物品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保管该物，若当事人一方为其他的目的而接受一方交付的物品，则该合同不为保管合同。且保管合同的保管人与保管终止时应返还寄存人交付的物，而微信红包的用户发放红包，也就是将资金转于财付通内，并不是为了保管该资金，支付平台方也未将该资金在事后返还（发起退款除外），故基于此，用户和支付平台间并不成立保管关系。 　　微信用户与支付平台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关系，即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从微信红包的运作流程上看，发红包方通过一系列操作“制作”红包，将其银行卡内资金转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这实际上就是委托人将委托合同中的标的转移给受托人的过程，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