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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结构中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法治 　　摘 要：城市治理结构优化有赖于抽象系统信任的进化与法治的发展。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信任重建功能，并推动着法律信任、法治发展和城市治理改善。从各国的城市治理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来看，让抽象系统信任和法治在城市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维度既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书面文化认同既是抽象系统信任本身和城市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到了抽象系统信任建设和城市治理完善之中。 　　关键词：城市治理 抽象系统信任 法治 书面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005-14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至2012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26%。城市化在带领我们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对此，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结构；顺应城市社会结构变化新趋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而现实诸多迹象表明我国城市治理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时间跨度较长，可以较为从容地调整治理机制而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而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快且内容上高度压缩，而难免处于“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又产生、新旧问题叠加”的状态；①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城市治理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充分有关，由于城市治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治理形态，对其特点、机制和主要内容还缺乏统一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城市治理状况改善和治理形态完善形成了掣肘。本文以书面文化认同为线索，审视城市治理结构中的抽象系统信任与法治特征，力图对城市治理的特质和规律增强认识。 　　一、城市、抽象系统信任与书面文化 　　（一）城市的抽象系统信任本质 　　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并开始社会交往以来就始终存在着信任问题，只是不同社会的信任类型及信任所依赖的保障机制不同而已。根据被信任对象抽象程度的不同，卢曼区分了信任的两种基本类型：“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大体对应于韦伯关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其中，前者是对特定人或人格品质的信任，后者则是基于对货币、书面文化等普遍性沟通媒介而产生的信任。吉登斯则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东西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trust）关系；后者则是指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注：笔者把它们统称为抽象体系）中的信赖（faith）的发展”。[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用抽象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的问题。乡土社会的信任形态是熟人当面在场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以某种血缘、地缘纽带为依托。而城市的兴起都是伴随着对传统熟人信任模式的突破，从而将血缘、地缘、文化传统上大相径庭的各色陌生人聚合在一起，从事着前所未有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流。 　　在城市社会中，“对交易中涉及的各种要素，解决信任的关键不再是各种直接性的、人格化的互动关系，而是某种通过同质化和普遍化获得抽象性的关系”。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页。 或言之，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主要是一种具体信任关系，信任双方是明确的且一般是直接发生关系；在城市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抽象系统信任之间陌生人关系，城市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抽象系统信任就成为城市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都市群落不仅被分离了，而且更多非个性化的传播渠道又用新的方式把它们联结起来。在公民职能和都市事务中，亲身在场的参与越来越多地被间接参与取代”。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作为一种高级信任形态的抽象系统信任，是城市治理体系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其在城市治理及秩序建构中具有基础意义：其一，城市治理中的法律信任属于抽象系统信任，并且是抽象系统信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共识薄弱、导致较少的安全与可预测性时，如在全世界的都市区那样，形式合法性将提供重要优势”。[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其二，在抽象系统信任文化发达的地区，人们也多倾向信任法律。“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紧密相关”。前引②，第73页。 一方面，人们一般倾向普遍性的制度信任，另一方面，在城市社会中熟人圈子的影响力相对要小，托关系自然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