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外的“留守”.docVIP

高墙内外的“留守”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南方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她在过去两年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为对象，做了调查分析。她发现这些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她的课题组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或单亲背景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或单亲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生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需要强调的是，张丹丹和合作者在调研中，也曾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和犯罪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农民工身份并不是这些人犯罪的原因，而附加在这个群体上的人口学特征：如更加年轻，男性比例高，受教育程度偏低等，才是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放置于其他人群，可能也会得到较高的犯罪比例。而当在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人口群体中抽调出同样的年龄、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就会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比城里人更容易犯罪。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2015年9月，《凤凰周刊》记者和张丹丹一起走进高墙，见到了这些“身世特别”的服刑人员。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大陆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一次，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让他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后”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刑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类犯罪比例则很低。主要原因是：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