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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军事改革的历史启示 　　军事改革是近现代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常性现象，是各国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回首近现代军事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总能带给我们意义深远的历史启示。 　　领导层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改革意志 　　军事改革通常有两条道路，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前者因为有最高权威、成熟的组织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往往容易成功，影响也更为深远。后者如果不能得到领导层的支持往往会无果而终。因此在面对可能的军事改革时，领导层的忧患意识和战略意志就显得尤为重要。 　　 　　17、18世纪，东西方共同面对着火药和火器的运用带来的重大军事发展契机。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法国的拿破仑等，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但积极地为军事改革创造条件，大多还亲自投身改革实践。反观当时的中国，明清两代的统治者缺乏战略眼光与危机意识，在天朝上国的感觉中自我陶醉，对西方的崛起和可能带来的致命威胁没有足够警觉。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携燧发枪、风帆战舰模型、望远镜等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极高的礼物访华，但清廷对此极为轻视，对火器在西方引发的军事巨变视而不见。领导层不同的战略视野带来了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欧洲获得了对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注定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 　　军事改革是对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造，必然会打破原有体制，也必然会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这时，利益守成往往压倒提升战斗力的正当需求，成为改革的顽固现实阻力。同时，改革可能有长期的停顿，也可能有暂时的妥协，还可能出现失误和反复，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层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就成为改革成功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军事改革，遭到了以皇太子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痛下决心要改变军队落后面貌，任命主持改革的米留京担任陆军大臣达20年之久，最终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而2008年实施“新面貌”改革时，俄总统普京撤了抵制改革的总参谋长克瓦什宁、空军总司令泽林等人的职，有力地保障了改革的顺利推进。1961年，麦克纳马拉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为避免此前各个军种争夺财政拨款而导致武器项目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的情况，改变了按军种分类的上报预算审批制度，推行统筹各军种发展的PPBS系统（规划、计划、预算系统）。面对各军种的强烈反弹，麦克纳马拉态度坚定：“照此办理，否则走人。”实践表明，军事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领导者必须具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恒心与毅力，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浅尝辄止，遇挫而返，就不可能使改革真正获得成功。 　　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科学规划，全面推进 　　军事改革是为了解决制约战斗力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而对军队实施的彻底改造，因而改革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以赢得战争胜利为检验手段。成功的改革实践表明，个别或局部的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战斗力，但难以彻底改革军队面貌，必须在明确的改革思想指导下，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全面推进，彻底改革，才能实现战斗力的整体跃升。 　　1806年耶拿战败后，普鲁士军队声望坠入谷底。为重振普军声威，普鲁士于1807年开展对普军的全面军事改革。其第一项举措，就是成立军事改革的领导机构―以沙恩霍斯特为主席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在它的领导下，普鲁士制订了军事改革的整体规划，确定了改革实施的具体步骤，先将负有战败责任的旧贵族军官剔除出军队，再改革体制编制、战略战术，废除残酷刑法，最终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改革实施有条不紊，成效显著，普鲁士也成为欧洲陆军强国。而在20世纪20年代，苏军在1923年之前连续实施了数次人员裁减和部队整编，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正确指导，这一过程中只机械地考虑减人和省钱，没有思考如何完善组织机构和提高作战效能。频繁的减员和编制变动，造成部队动荡，人心涣散，严重削弱了战斗力。直到1924年4月，成立了以伏龙芝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在充分研究军事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了内容广泛的军事改革总体计划，确定了加强军事体制、军事指挥、干部培养、军队教育训练和军队党的工作等提高苏军战斗力的五大任务，保证了军事改革的成功。冷战后俄罗斯军事改革中的屡屡“试错”，也与其没有明确的改革指导思想、没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没有通盘的规划设计有莫大关系。近现代军事以加速度呼啸向前发展，军事体系也日益复杂纷繁，历史证明，成功的军事改革是依靠国家力量实施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战斗力标准，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才能使军事资源得到合理投放，军事体制适应战斗力发展，军事人员各得其所。 　　坚持开放的思想观念，学习借鉴与适合国情相结合 　　军事改革实质上是战胜保守思想适应时代发展。英国军事家富勒指出：“必须牢记，战争手段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