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总部经济空间布局规划，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总部经济规划的主体是.docVIP

深度城市化的人本需求与城市供给 ——对深圳规划变革的思考 【摘 要】中国城市化处于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同步演进阶段，部分地区和城市从数字上已经实现高度或全部城市化，但在效益和结构上依然需要通过深度城市化进行提高和优化。既往研究往往关注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等问题，通常以数据分析和趋势判断为主，较少关注“为谁城市化”、“城市化承担主体”等内涵或本质性问题。首先，以人性视角分析深圳深度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原村民、城市夹心层三种人群的变化趋势及城市化需求特征。其次，以城市视角探讨在这种进程中城市的本质及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在两种视角分析基础上，建立基于人性需求和城市供给的城市化矩阵，剖析不同人群城市化需求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供需关系，并对深圳城市化发展路径进行研判。最后，提出深度城市化时期的深圳规划需要在规划理论、存量管理、公共产品供给及制度设计上进行变革与突破。 【关键词】深度城市化；人本需求；城市供给；城市化矩阵；深圳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1]1，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年均增长0.92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至2010年城市化年均增速达到1.13%。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城市化呈现出区域布局、城乡发展、人口结构等不平衡现象，征地拆迁、农民工、城市夹心层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同步演进阶段。如何保持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如何健康城市化、如何使社会各阶层共享城市化成果，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所要关注的焦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年均0.8%的城市化速度已经体现了在国家层面对城市化质量提升与增长方式转变的高度关注。 当前我国城市化研究在关注国家及区域宏观变化趋势及策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开始对城市、乡村等局部地区的城市化热点问题展开深度剖析，如社会保障、征地拆迁、耕地保护、新农村建设等，研究视角的变化是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变的一种间接回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将继续快速城市化的同时，以深圳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和城市在“数字上”已经实现高度或全部城市化 [2]，进入到深度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阶段，未来城市化动力除继续来自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产业与剩余劳动力“双转移”之外，城市内部人口结构的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将成为影响深度城市化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变化趋势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先锋的深圳，其城市化进程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化的“压缩与浓缩版”[3]2，对国内其他城市当前及未来城市发展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深圳城市化进程或阶段进行了系统研究，如从农村管理体制角度 3（周锐波、闫小培，2008）、城市化水平角度4（柳意云、吴紫嫣、闫小培，2008）等。本文以2005年深圳实现全市域城市化为时间节点，将深圳城市化分为快速增长时期和深度城市化时期，研究重点集中在深度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城市化需求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深圳规划变革进行思考。 2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本需求 从人口迁移角度，城市化过程是不同人群在城市之间以及由乡村流动到城市的空间变化过程。深度城市化过程除满足上述特征外，更多的体现在城市内部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逐步高级化 [4]等方面。既往研究较少关注“为谁城市化”、“城市化责任主体”等问题，在大量数理分析城市化趋势及问题的同时，缺乏对不同社会群体人性化需求和特征的实证剖析。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对深圳城市化进程中三类人群[5]：农民工[6]、原村民和城市夹心层[7]的变化趋势和城市化需求特征分析，从人本需求视角重新思考城市化的主体或本源问题。 2.1农民工变化趋势及需求特征 农民工，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在不考虑城市之间转移的户籍城市人的情况下，农民工是深圳非户籍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数据来看，2000年深圳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82％）（见图1），之后出现平稳和小幅下降趋势。与深圳GDP变化对比可以发现，2003年之前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户籍人口增速与城市GDP增速关联性很强，是促进城市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见图2）。在年龄结构上，深圳农民工逐渐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2010年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全市农民工比例的73.8％ [8]，年轻化趋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需求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差异。 图1 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图2 非户籍人口与深圳GDP 在城市化需求特征上，农民工城市化需求呈现出最强烈而又无所谓的矛盾特征，其中强烈性特征集中体现在户籍、身份上的转变需求。据调查，有76.9％的新生代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