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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对南宋火药发展的影响 　　 英国的李约瑟称“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其传播到世界后，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在发明产生之初，并未能在当朝有广泛的应用。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h“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药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