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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明史研究的学脉 第一个问题：明史研究的学术流变问题。 　　 第一，学术的薪火。了解一下明史研究的源头在哪里，有哪些学者开创了这一研究，以至于影响到现在的明史研究。现在明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二是长江沿线，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三是南方，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除了这三大区域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比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南师大的一些学者也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这些比较零星的研究点中，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对现在的明史研究很有影响。以上我们了解了国内明史研究的一些主要地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各个研究点不同的学术特色。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北方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比如，北京大学的许大龄先生，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我们看东北师范大学，李洵先生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比如：南方士大夫势力、东林党、明代利益群体；另外还关注流民等一些社会现象。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这些都可以从学术史中追溯到。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我本人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解放后，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人大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北师大的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似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其中也有研究经济史的，比如社会科学院的王毓铨先生，擅长研究经济史。 　　 第二，南方的一些学校，包括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学校，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我们以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作为代表。厦门大学的一位老先生傅衣凌，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在中山大学；郑振满在厦门大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我们要了解明代的赋役制度，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中山大学的老先生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这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等等。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先生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衣凌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