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骑尉印”及“蕲城宋父”印相关问题考.docVIP

“楚骑尉印”及“蕲城宋父”印相关问题考 　　徐州是汉墓的重要分布地区之一，发现的汉代墓葬已达2000多座[1]，出土的汉代印章数量众多，引起了印章相关问题的持续讨论。本文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针对“楚骑尉印”及“蕲城宋父”两方印章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楚骑尉印” 　　该印出土于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发掘的狮子山楚王墓，为银质龟钮印，印文为“楚骑尉印” [2]（图一）。印文释读的问题主要在于厘清“骑尉”二字的指代。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多将“楚骑尉印”看作“楚骑都尉印”的省略。王恺先生认为，“楚骑尉”应为“楚国管理骑兵的主要官吏”[3]。赵平安先生认为“骑尉是骑都尉的省略”，其证据有二：一是《汉书?靳歙传》中记载有“骑都尉”这一官职：“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歙）以骑都尉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欷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二是《古封泥集成》中有传世封泥“骑都尉印”（第65号）为佐证[4]。黄盛璋先生的观点与赵平安先生相同，其证据为“一般尉应为铜印，只有都尉才为银印”[5]。宋治民先生则以《汉书?武帝纪》所载 “（太初元年）色上黄，数用五”为依据，认为汉武帝之后用五字印，而此印的年代在武帝之前，故此印为“骑都尉”印之省略[6]。 　　综上，“楚骑尉印”中“骑尉”为“骑都尉”省略这一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三：第一，文献中记载有“骑都尉”这一官职；第二，传世封泥中有印文为“骑都尉印”；第三，解释为“骑都尉”，符合一般尉使用铜印，都尉使用银印的汉代官印制度。 　　关于“骑都尉”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史记?匈奴列传》：“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通典》卷29：“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并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旧无员，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迁为之。……骑都尉本监羽林骑，汉官十人。”俞鹿年先生认为，骑都尉即车骑都尉，“汉武帝时初置，本监羽林骑，东汉属光禄勋”[7]。如果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楚骑尉印”为“楚骑都尉印”，则该墓葬的时间当在“骑都尉”这一官职设立之后，即应在汉武帝元鼎二年之后。而关于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的身份问题，学术界经过热烈的讨论，已基本认定其为西汉楚国第二代或第三代楚王[8]。第二代楚王为刘郢（客），其在位时间为文帝二年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8―前175年），第三代楚王为刘戊，其在位时间为文帝六年至景帝三年（公元前174―前154年）。因此可以断定狮子山楚王墓的年代肯定在武帝之前，其随葬品“楚骑尉印”的制作年代应当也在武帝之前，这就与“骑都尉”这一官职设立的时间相矛盾。 　　此外，以传世封泥证明“楚骑尉印”中“骑尉”即“骑都尉”的论据是存在问题的。“楚骑尉印”有多次使用的痕迹[9]，黄盛璋先生由此认为这枚印章应当是以使用过的印章陪葬，而非为陪葬所专门制作[10]。根据学术界对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的推定与考证，该枚印章的制作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景帝三年，当属西汉早期。而《古封泥集成》中传世封泥“骑都尉印”（第65号）的所属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11]，由此只能说明西汉中晚期设有“骑都尉”这一官职，并不能得出西汉早期已有“骑都尉”的结论，亦无法推出“骑尉”就是“骑都尉”这一结论。 同理，用汉代“尉使用铜印，都尉使用银印”的官印制度作为论据也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因此，狮子山楚王墓“楚骑尉印”中的“骑尉”应不能简单地看作“骑都尉”的省略。 　　西安相家巷遗址出土的秦代封泥中，有一枚印文为“骑尉”（TG1∶56），另有一枚为“骑邦尉印”[12]（图二）。刘庆柱先生认为“骑尉”可能是“骑将”的属官，这也是“骑尉”非“骑都尉”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骑邦尉印”，刘先生则认为“骑邦尉”同于“骑都尉”[13]。西汉的官制基本沿袭秦制，既然秦时已有“骑尉”一职，那么汉初职官中也极有可能设有“骑尉”。 　　二、“蕲城宋父”印 　　该印（M1∶13）于1989年10月在徐州博物馆对陶楼汉墓进行清理时发现，为鼻钮铜印，印文呈现战国时期的风格，发掘简报将其认定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印章（图三），其释读顺序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即“蕲城宋父”[14]。 　　简报认定该印属战国时期的证据之一，在于其印文的书体带有明显的战国时期风格特点。就西汉时期墓葬中发现战国风格印章的现象，王人聪先生认为：“（印文用古文字或缪篆字体的印章）属于少数的变例，或者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因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私印的一般风格。”[15]因此不能排除该印为汉代所制仿战国风格印的可能性。 　　印文的排列顺序大体有从左至右与从右至左两个方向，在完全不考虑汉代印章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