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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义利观的嬗变 　　摘要：宋代，伴随着“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义利之辨的争论也愈发激烈，一方面，功利主义学派讲求义利并重，甚至重利轻义思想，这对于突破封建伦理束缚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而理学家所强调的“以理制欲”、“以义取利”，这对于解决我们今天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也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代 义利观 功利主义 理学 　　所谓“义利之辨”就是围绕着伦理道德与功利利益所展开的思想辩论，在古代思想史占据主要地位，一方是传统的强调礼制的道德规范，另一方是强调义利并重，以利和义。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而如何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的风气维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社会变革论以来，中外学者普遍认同从唐末至宋代，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宋代科举制度使得庶族地主及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的现象日益严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租佃制的实行也使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大减弱；市镇经济的崛起，货币在经济流通领域的广泛使用，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局限；奢侈消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充斥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义利之辨”成为社会价值判断的焦点。 　　“义利之辨”被士大夫作为头等大事提了出来。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张?则提出“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称“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 这些不仅表明了宋人对义利之辨极为重视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明义利”之争辩在宋代的激烈程度。 　　宋代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传统的“贵义贱利”有了新的发展。“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鲜明提出要将人欲与天理完全对立，认为只有克服人欲、摒弃私欲对利的追求，才能保持天理。程颐就认为，“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 陆九渊也将义与利尖锐的对立起来，认为“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 ，“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 ，“德而富，徒增其过恶，重后日之祸患。今日虽富，岂能长保” 　　当然，这种理学也并不是全然不要人欲，就像朱熹被问到“饮食之间，何为天理，孰为人欲？”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基本的物质需求，但却不承认个人逐私利，不主张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外的求利行为，他们认为利的获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行为合乎于义。 　　理学家们要求淡化功利意识与追求，以消弭或减轻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拜金主义趋向，重申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上正确引导民众。这固然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在思想争辩过程中，理学家们矫枉过正，走入极端。他们视义为公、贬个人利益为私，一概摒弃功利意识则又让原本客观的义利关系走向曲高和寡的道德教条。他们认为天理、人欲是完全对立的，不仅反对只讲求私利的行为，甚至于对所有的求利行为都一概否定，所以应该克服人欲、摒弃对利的追求。应该追求坚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 　　随着义利争辩逐渐深入，功利学派的声音开始为人们所吸收接纳。李觏所提出的调和义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北宋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也对后世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他首先公开质疑语不言利的观点，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认为利欲是礼义的物质前提，若“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 　　理学家门对义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物质、对财富的追求，从而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王安石在政治改革过程中，他提倡“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 他所坚持“理财乃所谓义 ”的义利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这也大大的影响了宋儒对义利观的看法，不再坚持贵义贱利。张载就提出“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 ，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