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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化 　　【摘 要】中国城市化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历经了曲折，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全能政治模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且影响至今，这当中既有消极影响亦有积极推动，所以只有改革、运用、把握好全能政治，并对其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一个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才能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全能政治 中国 城市化 　　城市的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百多年，才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当然，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水平远不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取得的巨大发展。可以说，在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国家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管是遇到的波折还是发展的顺利都与国家政治导向息息相关。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全能政治的视角来考述和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著名政治学者邹谠曾这么定义全能政治，它指的是一种指导思想，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而在我国，全能政治的特征综合表现为政治权力无限干预社会所有领域和层次。 　　以下，我们将着重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城市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城市化可以分为主要两个时期，当中以1978年为分界线。 　　1.全能政治时期的城市化发展 　　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1 1949―1957年的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五”期间，国家启动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工厂和矿区就业，不仅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诞生，也使一些项目所在地的老城市得到了扩张。从1949―1957年，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36个增长到178个，城市化率由10.64%提高到15.39%，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1957年的9949万人。这一阶段的发展应该说是较快较稳的，没有出现太突出的矛盾。 　　1.2 1958―1965年的城市化过度发展和调整阶段。大跃进期间爆发性的工业化和超高速的城市化使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到1960年，城市化水平提高达到19.75%。由于前期冒进的发展，矛盾开始显露。从1961年开始，基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家被迫采取大力压减城镇人口的数量，动员部分职工和家属回乡务农，实行人口的“逆向转移”。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压缩了城市人口2600万，城镇人口比重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 　　1.3 1966―1978年的城市化停滞阶段。“文革”开始后形成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66、67、68 三届毕业生下乡，当年下乡的人数达到260万。整个“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文革”十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缓慢，城市化水平仅仅提高0.06 个百分点，始终在17.4%的低水平徘徊。 　　包括前两个阶段在内的城市化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做我国近20年的城市化不正常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其工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没有工业底子谈不上城市化，但是我们可以发现，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相反的，这一时期我国在经济上还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主导了城市化的进展或者逆行；（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由此可见，该时期全能政治体制对城市化过程的影响之深，其中非常突出且具代表性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该时期，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还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状态。 　　应当说，在建国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全能政治体制下，方针政策的误差，致使具体实施的基本上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不难看出，该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展缓慢，时而还处于停滞状态，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客观上遗留了许多包袱和难题，这对于后来的中国城市化发展十分不利。 　　2.后全能政治时期的城市化发展 　　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1 1979―1983年城市化政策调整阶段。从1979 年以后，国家开始政策调整，如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允许农民进城、知识青年回城等。这使得城镇人口、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