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背后逻辑.docVIP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背后逻辑 　　“管资产”是历史产物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成份就一直处于“被试点”、“被改革”的前沿，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国企改革的动力并非来源于国内的压力，而是源于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不足。为此，甚至有人在国内论坛上撰写过轰动一时的网络文章――“官办经济”来论述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及得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其作者被广大网民尊称为“政委”。 　　按照“官办经济”的观点，国企在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是，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制度落后的“三落后”局面，而国企事实上又承载着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如果我们是一个资源大国的话，还可以走封闭市场来试试自身慢慢发展的道路，可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面临的情况是，需要海外的资源，但自身竞争力不足――这种局面下，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学曹操“铁索连舟”，通过“抓大放小”，举国之力在事关国家安全的行业上形成资本优势，通过企业制度改革（俗称“改制”）来参与国际竞争。 　　笔者曾就此观点请教过很多当年参与这个过程的一些人，包括参与撰写著名的国情咨询报告――《生存与发展》的人士，他们几乎都对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可见文章对我国那时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抓的还是比较准的。 　　当然，我们今天如果从当时的角度上看，这一做法的结果无疑是成功的：论资本，我国M2规模已经接近GDP的两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已经达到百万亿规模，巨无霸型的央企资产动辄也以万亿计算；论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中国出口的产品组成中，汽车、机电产品、港口和矿山机械、高速铁路甚至核能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始成为主流；论产能，水泥、粗钢、玻璃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位。 　　应该说，当年我们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了，成果很大并值得肯定，但这事实上也是造成今天，我们面临资本和产能“双过剩”局面的原因――造成这个结果根本原因是国家资本的管理者将自身置于董事会的角色，即管理重点在于“损益表”――国家关心的只是自身资产增损与否，对企业通过经济活动所积聚起来的资本的具体运作，是不太关心的。 　　国有资本的循环“伦理” 　　事实上，资本过剩后，由于国家对资本运作客观上的放任，也导致了不少新问题的产生。 　　例如，几乎有“名号”的国企都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使得房地产市场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大量的国有资本，客观上推高了地价和房价，以至于国家不得不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一些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 　　在基金热的前几年，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各式基金，一经成立，动辄规模上百亿，但其所运作的机制大都是期望在资本市场上的“挣快钱”的方式，越来越接近华尔街的“玩法”，而对真正实业投资不感兴趣。 　　凡此种种，不但在事实上推高了人民币本币资产的价格，制造了一定程度上的泡沫，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央行在不得不对冲外汇占款的同时，被动地释放大量高能货币，而这些货币大都以各种形式再次流入国企的资本循环圈中，从而进一步吹大泡沫――其中人们最直观也是最痛切的感受是，怎么也调控不下来的房价和相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而言，不断贬值的工资收入。 　　历史争论重现 　　也正是因为如此，民间对再次进行国企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不过与上次国企改革不同的是，本次国企改革的最大动力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人们甚至认为，国企是低效、垄断、腐败的代名词，甚至是违规操作推动本币资产价格泡沫的“罪魁祸首”，呼吁以“国退民进”的形式，破解这一困局。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不但争论得十分激烈，而且争论的场合往往并不在民间，而是在“庙堂之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盐铁论》。 　　《盐铁论》诞生于汉武帝死后，大司马霍光辅政时期，其内容包罗万象，但关于经济部分最重要的焦点之一恰恰是对“盐、铁”等国家经济命脉行业，执行官营还是私营的争论。 　　支持官营（主要是负责实际治国的官员）的观点认为，官营有助于“均输、平准”，能有效地抑制贫富分化，并指出，若私营，则会形成“养强抑弱而藏于跖”、“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垄断将更加严重，社会财富集中速度加快，从而导致“齐民消”的局面。 　　而反对者（主要是来自民间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私营的好处在于“民富则国富”，而官营则会导致民众会挖空心思钻入体制内来捞取好处，形成“嗜欲众而民躁也”、“上好货则下死利也”等社会不良风气，并最终导致官营机构作为垄断群体而呈现集体懈怠，腐败滋生，不思进取，整个社会呈现出赢者通吃的局面。 　　现在重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两千年前的争论不但与我们今天所争论的议题相似，而且辩论双方的身份似乎也都没有改变――两千年前朝廷重“官办”，民间倡私营，今天仍是这个局面。 　　“管资本”是国企管理的改良性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