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林弹雨中的上海商业精英.docVIP

枪林弹雨中的上海商业精英 　　1932年1月31日，“一?二八”之后的第三天，爱国民族企业家、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和11名公司员工被日军凶残地杀害了。这个日子，对上海乃至中国工商界而言刻骨铭心。“一?二八”期间，日军狂轰滥炸，使上海900多家工厂受到重创，文化重地商务印书馆被毁，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 　　当时的中国，上海可谓工商业命脉，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截至1937年9月，上海有规模的工厂1279家，而拥有自主权的最繁荣都市广州只有较大工厂164家，天津因为沦陷没有确切统计数据。其他各地，微不足道。为保存民族元气，保持持久抗战实力，“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上海爱国民族企业家响应政府号召，在困难重重中将工厂内迁。 　　1937年8月12日，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指导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了上海实业的“敦刻尔克”大拆迁。从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工厂150多家，占上海整个民族工业的12%左右。另一些民族企业因种种原因没有内迁，则经历了近代民族工业史上最大的浩劫。 左：五洲大药房右：项松茂 　　整个中国的工业西迁从1937年8月持续到194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3年，内迁民营厂矿共计639家。内迁的工厂，分布四川、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它们在当地艰难复工，并制造出枪弹、炮弹、棉布、纸张、药品等支援抗战前方，推动了大后方战时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短暂繁荣，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支柱。 　　生死抗争之“五洲” 　　1932年1月28日傍晚，日军伤兵车辆驶过北四川路老靶子路（现武进路）口的五洲药房第二支店时，遭到隐蔽在弄堂里的中国抗日志士枪击。第二天上午，日军闯入店中搜查。他们在三楼发现藏有义勇军制服，于是捣毁店堂，把11名店员逮捕押上卡车。五洲药业老板项松茂闻讯后，当天下午来到总店，准备营救，并欲亲往支店。总店同事纷纷劝阻，但项松茂甘冒生命危险，他说：“我是公司总经理，有关11位同事的生命，岂可贪生苟安？我不去救，如何对全公司负责！”遂乘车独往。途经银行公会，有人惊讶地对他说：“你是抗日救国会委员，还不避风头？”项则毫不动摇，依然前往。 八一三日本轰炸上海闸北。 　　结果，项松茂到日本宪兵队后就被羁押，然后又被绑架到江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项松茂的长子项绳武四方组织营救，31日，他请公共租界巡捕房日籍警探到日本领事馆交涉。日籍警探单独进办公室，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失望而出，并埋怨说：“你父何故提倡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领事馆不得干涉军部，实无能为力。”2月1日，项绳武又找到较有声望的日本朋友桑野，到塘沽路日军俱乐部打听。日方称已查明项松茂乃抗日委员、义勇军营长，店中又藏军服，现在自己送上门来，决不会轻饶。后经各方调查，才知项松茂已于31日被日军杀害，其他11名五洲员工也已一起遇难。 　　项松茂牺牲后，项绳武继承父业，担任五洲总经理。几年里，五洲药业持续发展，不仅开了二分厂生产甘油，还建造了当时东亚最宏伟的药业大厦。然而，日军已视项氏父子和五洲为眼中钉。1937年“八一三”开战，地处闸北的五洲三分厂首当其冲，全部被炸毁。这时，很多民族企业家都响应政府号召内迁，但五洲除搬运少量设备外，并没有把厂内迁。据项松茂小儿子项泽楠介绍：“当时五洲在香港有办事处，九龙有加工厂，战争打响，我们想主要往香港那边发展，经营南洋生意。所以厂没有内迁，但在重庆开有分店。” 　　不久，日军公然强占了处于华界肇嘉浜路的五洲一分厂，制药制皂原料全部被日本油脂会社劫走。太平洋战争一打响，日军进入租界，又强行接管了五洲二分厂，把存货全部抢走。这时，又有噩耗传来，五洲的部分内迁设备，在芜湖附近长江江面被日机炸沉。 　　遭受日本人连番打击的项绳武没有屈服。日军要求与五洲厂合作，企图让五洲复工，并为日军服务，项绳武当然不答应。日军就把他绑架去，胁迫他“合作”，项绳武念家仇国恨，严辞拒绝。后日军碍于言论，只好将他释放，但密探的影子却始终尾随着他。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五洲各分厂才重新回到项家手中。不幸的是，心力交瘁的项绳武却于1947年5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艰难迁徙之“天字号” 　　1933年是中国航空救国年，天厨味精厂以一己之力向国家捐赠了一架12万元的霍克型战机。1934年3月18日，这架作为抗日捐献品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试飞，机翼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天厨”两字。机场上人头攒动，争睹这一盛况。“天厨”的名号和经理吴蕴初先生自此家喻户晓。 　　1935年，吴蕴初开办了天利氮气厂，1936年，天利硝酸厂也投入生产，他的化工“托拉斯”正式形成，也使中国化工彻底摆脱了对日本的依赖。 吴蕴初捐飞机。 　　正当吴蕴初大展宏图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开战当日，吴蕴初的天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