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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在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伍玉林，姜静，王大鹏 （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列教研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科学史融合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点，它包括科学的发展深化人们的认知能力、促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构筑人们的行为准则、构建人们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世界。人文与科学的分离是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如何消减这种分离，达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凝成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统一，这更应是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中图分类号：G322.9；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08)02-0025-0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在其中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教育要围绕四个基本要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科学史对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科学史的科学价值功能是认知的深化。“科学史不是一门或几门科学的历史，它是所有部门科学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其分量之多大大超过了所有各门科学历史的总和，因为它不仅要解释每一门科学的进步，而且还要解释它与各部门学科的关系。把科学分成许多分支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事实上，所有各门科学正如同是一株正在生长着的大树的枝条，他们不能独立生存，而只能一起生长。”[1] 科学史的这种统一性说明，每一门科学技术进步都取决于其它各门科学的进步。在当代，科学的综合化的一个具体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交叉。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科学的产生，常常在不同的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过程中形成。这种交叉一方面有助于知识的增值；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和研究科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科学交叉具有知识增值的作用，首先在于科学交叉有能力突破学科的局限性，能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因为稍微复杂的客观对象，都是由许多部分、方面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对他们的认识，只有通过多种方法、多种途径才能提高。其次，科学交叉可以同时提示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需要同时测量系统的一组参数。这些都是单参数仪器在科学中无能为力。再次，科学交叉由填补了各门科学之间的鸿沟，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概念内涵。科学交叉能够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认知和新技术。 如果说科学交叉是从横向说明了科学史对科学认知的拓宽的话，那么从纵向看，则是对这一认知的深化。古老的传统科学对其后世的科学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仅以希腊科学的影响为例，就其对欧洲科学的影响而言，从时间上来说首推毕达可拉斯学派。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认为：“在经院哲学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几何学、算术、音乐和天文学中的数的秩序的观念，也使得这四种学科成为中古时代的课程。文艺复兴以后，哥白尼和开普勒再次提到数的重要性的见解。他们所强调的主要是太阳中心说的数学上的和谐与简单性，认为这就是太阳中心说所以是真理的最后证据。在我们的时代，阿斯顿的原子整量说，莫斯利的原子序数说，普朗克的量子说以及爱因斯坦关于万有引力等物理事实不过是局部的时空特性的表现的说法，都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一些见解的复活，只不过在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中，这些见解比较古老、比较粗糙而已。”[2] 另一个有影响的希腊传统是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论。他们认为不可分割的原子在虚空中旋转以构成万物。法国物理学家伽桑狄机械物理学的建立，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化学元素和化学分析的提出，都受到古希腊原子论的启迪。原子论通过波义耳又影响到牛顿，再通过牛顿影响到许多近现代的科学家。无怪乎海森堡认为：“一个人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物理学中做出进展”[3]。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体现出科学的人文价值功能则是科学精神对健全人格的建构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人生启迪。 科学史促成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的哲学功能主要就集中在的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影响和方法论的建构两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就科学史的发展之于世界观的建构效应来看，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石里克曾经在他的著作《哲学与自然科学概念》中有过如下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准确的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图景中出发，才能达到他们的世界观”。石里克的这一断言本身虽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至少鲜明地表达了自然科学对人们的世界观具有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意见。在人类思想史上，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科学图景的基本特征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片段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从拖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