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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舞台剧 第三章 50、60年代新诗 第一节 概述 诗歌欢乐颂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由衷地产生一种翻身之后的幸福感和自豪感。祖国、人民的形象，已经不是闻一多所诅咒的绝望的死水，也不是臧克家笔下“把头沉重的垂下”的老马，更不再是艾青笔下那悲哀忧郁的旷野形象。而在这片国土上，“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严阵《钟声》）。面对明亮的晨光，诗人唱道：“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假如我感到自己还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是因为我生长在新中国的时代??”（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颂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建国之初的主题。据洪子诚的研究：“在解放区诗歌中那种对人民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建设的歌颂，虽然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主题，但由于对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歌颂，升华为对战争指挥者和根据地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这一思路，却已基本形成。”（1）而到50年代初，这一思路必然性地发展成为“普遍的范式”。“放声歌唱”成为普遍的时代主题，歌唱新生的人民政权、歌唱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歌唱为革命成功而建功立业的人民英雄们、歌唱建设新中国的劳动英雄们，一切欣欣向荣的事物都是作家们不遗余力歌唱的对象。一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则成了这次颂歌浪潮的主体。而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欢乐颂》、田间的《祖国颂》、艾青的《国旗》、吕剑的《英雄碑》、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的感谢》等 诗篇，就是推动这股颂歌热潮的一朵朵浪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53年至1955年和1956年两本颇具规模的《诗选》中，所收入的绝大多数是对党、对领袖、对新生祖国和工农兵的颂歌。 事实上“放声歌唱”这样的文学主题也更容量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尤其是一批朝气蓬勃的新诗人的出现，让“歌唱”成为本时期的时代最强音。这些后来成为当代诗歌主要力量的诗人主要有：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等。 第二节 郭小川 贺敬之 闻捷 郭小川（1919-1976）是一位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不屈的战斗意志和正直坦率心灵的时代歌手。1955年到1956年，他以《至青年公民》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式”的政治鼓动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入诗歌创作的爆发期。他以战争年代生活为题材，写了一 系列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引起争议的优秀抒情诗《致大海》，是战士心灵的一次裸露。《深深的山谷》，通过对战争年代爱情生活的描写，揭示革命者的心灵、情感。1960年以后，郭小川的诗作注重多视角多层面的表现人民战胜困难、艰苦创业的战斗情怀。写于1962年的《甘蔗林——青纱帐》告诉人们战争虽然过去，但革命精神是不能忘记的。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痛定思痛，他将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和认识，全部倾泄在他的绝唱《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中，总结了自己“战士兼诗人”的一生。 其实郭小川的诗作总是试图探求人生真谛。从50年代中期开始，力图深入挖掘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经验与思索。1959年的《望星空》，不仅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而且包含了诗人对个 体生命与巨大的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这期间他还写了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这些作品本身也显露出诗人思想与当时政治思潮的矛盾。另外重视诗歌形式的创新，也是郭小川创作的特色。 以作品为例，分析郭小川诗歌的特色及成就。 （1）郭小川的诗作主要有《致青年公民》《向困难进军》《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主要是政治抒情诗，热衷于处理重大题材，表现一种宏伟的抒情姿态，在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体与历史、感性个体与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中的矛盾得到了关注，克服精神上的危机和实现转化是他的一些重要诗作中的主题，由于在情感上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诗中并不完全回避、且理解地表现了矛盾的具体情境，而具有了某种情感的丰富性，使人的心理矛盾、困惑、所经受的磨难、焦虑、欢欣和不安，获得审美上的价值。 （2）《望星空》典型体现了个人与历史复杂关系的政治抒情诗，表面看来与当时那些政治抒情诗相似，但仔细分辨，其中包含了诗人对个体生命与巨大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诗人以宇宙星空为参照物，对自我心灵世界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自剖和审视：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源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他不仅看到了个体生命的不完满、不和谐，而且发现现实世界、社会和人生同样存在缺陷，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因此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在这种忧郁和痛苦里，既折射出50年代后期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