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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 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 2013-10-29 16:17:25?《闽台文化研究》?陈春声 作者简介：陈春声（1959-），男，广东省揭西县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明清之际闽海东南时局，有如下精辟论述：“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①陈先生的见解提示我们，从16世纪开始，数百年间东南沿海地域所发一系列事件有其内在的历史联系，治史者若能“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自当可从中发现其“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的意义。 本文试图以南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及以后300余年间相关历史记忆的形塑为中心，讨论在现实政治环境影响之下，礼法正统性在地方历史叙述中的表达形式及其意义的转变。 一、礼法正统性危机与鲁王在金门的活动 　　清代最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东南沿海地方动荡不安，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政治认同上的“正统性”失去客观依凭，数十年的战事是在清朝与多个南明政权并存、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的情景下进行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在当时的情势下，政局变幻不定，“华”、“夷”之辨模糊，由于政治和文化的“正统性”混乱，加之几十年间地方上科举考试偶开常辍，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的朝廷法度、君臣之义、道德文章等等，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时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礼法正统性的危机也由此而产生。 　　在王朝存亡绝续的关头，东南地方的一些明朝旧臣和地方势力因种种原因携手抗清，除先后拥立五位朱氏藩王称帝外，还奉三位藩王为监国，即1645年六月初，杭州官民拥戴潞王朱常涝监国；同年六月末，张国维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同年八月，靖江王朱亨嘉又监国于桂林。此外，唐王朱聿键称隆武帝前先监国于福州，而绍武帝称帝前也曾监国，在此之前，桂王朱由榔还曾监国于梧州。先后称“监国”者有六人之多，局势纷乱，各竖旗帜。 　　“监国”本为明初就已确立的制度，朱元璋即有“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②之言，明朝历代也时有皇帝出巡由太子监国的情形发生。宗藩监国的情况则甚为罕见，其最为人关注的一次，是仁宗驾崩后，太后密命仁宗第五子襄王朱赡墡短期监国之事。③而明清之际，王朝危机时期的所谓“监国”，意义自然大不相同，监国者已不必是皇子，监国时也不必由皇帝下诏，基本的格局是由宗藩自行代理国政，声称待将来光复国土后，再复位正统。拥立鲁王朱以海即监国位的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就向其时仍为监国的唐王宣称：“今日之事，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并力，共复国仇，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鸿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则江上诸将皆须听命，猝然有变，监国之号令不行，唇亡齿寒，悔莫可追”④。这种几个监国并存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严重的礼法正统性矛盾。以鲁王为例，当时就已经有“鲁王监国绍兴，诸臣不奉我正朔，同室起衅，贻笑敌人”⑤的说法。 　　鲁王本人性格温和，才具平庸，以致后人有“鲁王才望远逊唐王”⑥评论。从1645年至1651年，鲁王以监国身份辗转绍兴、定海、舟山等地，既不能运筹帷幄，稳定政局，亦无力节制军旅，联合抗清，基本上是一事无成，屡战屡败⑦。1651年终因兵败，南下中左所（厦门）投奔郑成功。《东南纪事》载其事曰：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风，失大学士沈宸荃，进次岩头。朱成功自厦门来谒，称主上，自称罪臣。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处之泊如。⑧ 　　以上记载有点语焉不详，所谓“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的缘由，同书“郑成功传”有更详细的描述：九月，陈锦克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谋取海坛驻师；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鲁王亦与之书曰：余与公宗盟也，平居则歌行苇之章、际难合赋脊令之什，公其无吝偏师，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前至鲁王行宫，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宜去监国号；王复书叙所以勉从监国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门，如寓公焉；名振、阮骏等兵皆属成功。⑨ 　　郑成功奉永历正朔，事在1647年，其时他知道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朝，即白衣挂孝，遥奉永历年号，自称罪臣，称讨招大元帅。四年之后鲁王来依，他以“永历见正位粤西”为由，要求鲁王“去监国号”，自有其礼法正统方面的依据。其时郑营内部在迎接鲁王的利益安排方面，也颇感纠结。《小腆纪年》详记其事曰：监国至厦门，朱成功召诸参军议接见礼。潘庚钟曰：“鲁王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体，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