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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引进内资的影响因素 ——基于省级不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以区位选择相关理论为基础，利用2004-2011年中西部18个省份的不平衡面板数据，分别用静态非平衡面板和动态非平衡面板模型对中西部地区引进内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静态的估计结果表明，本期引进内资规模和上次引资规模及相对工资显著正相关。在克服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动态的估计结果显示上期引资规模仍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市场规模与创新能力也是影响中西部地区引进内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内资；不平衡面板；GMM估计 一、引言 资本投入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对于中西部各省市区来说，来自境内的外省市区的资金（下文简称内资）和外资一样起到弥补当地资本要素投入不足的作用，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从内资来源统计数据上看，中西部各省份引进的内资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大规模的“东资西进”成为可能。一方面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后积累了大量的富余资本，提供了跨区投资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面临着两个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一是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突出，生产要素供给越来越紧张等诸多因素带来的东部地区“中国制造成本上升中西部各地区来说，以沿海地区为主要来源地的内资在外来资金总额占有绝对优势，引进内资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和引进外资一样，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之间引进内资水平有着显著差距，以2011年为例，引入内资多的省份引资到位Thuene，1826；Weber，1909）、资源禀赋(Ricardo，1821；Ohlin,1933)、市场规模（Losch，1940）以及地区政策制度(Keeble ＆ Walker,1994)等外生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这些因素关系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收益[1-6]。其中影响运费的因素包括运输距离以及运输效率，要素禀赋因素主要指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土地资源等的丰缺情况和价格水平，这些因素至今仍备受关注。例如，Coughlin et al (1991)在分析1981-1983年期间外资在美国各州间的区位选择时发现较高工资和税收会阻碍外资的进入，交通设施因素对外资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7]；Zhang ＆ Yuk（1998）在分析香港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大陆的分布情况时指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地方政府政策、基础设施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有决定性作用[8]；Rosenthal ＆Strange(2001)对美国400多个制造业部门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和运输成本因素是制造业州际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9]。 虽然传统区位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逻辑性，但是其主要源自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定，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生产要素收益递减等却与现实世界的差距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 Krugman( 1991)等新经济地理学派(NEG)经济学家, 认识到市场的非完全竞争结构和生产要素收益递增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关注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并存的现实世界中的区位选择问题，克鲁格曼等在接受空间经济学传统的同时明确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即在技术外部经济（Marshall，1890；Hoover，1948）和金融外部经济(Scitovsky，1954)的作用下企业选择区位时有集聚倾向，技术外部经济指技术的溢出效应，金融外部经济则强调市场的作用，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的相互作用会 “循环累积”，从而集聚效应被持续放大。运输成本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虑的重要变量，不过NEG中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决定资本和要素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表明运输成本、要素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运输成本和要素相对价格低、市场接近性好的地区易产生集聚倾向[10-13]。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加入主流经济学，集聚因素在区位选择实证研究中也愈发受到重视。世界银行基于1994年的印度新建企业的数据考察了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发现地方产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新企业前来的首要因素[14]。Ellison ＆ Glaeser(1999)使用美国各州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新企业区位选择有重要作用[15]。Cheng ＆ Stough(2006)在分析1997年到2002年期间的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时，运用区位商指数LQ(location quotient)来衡量日本跨国公司的母国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当地工业企业的个数来衡量非母国集聚效应，他们研究发现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