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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业的发展瓶颈和发展空间 历史缺陷：中国律师业的先天病灶 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封建专制主义、职权主义的司法，漠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民权的保护，只强调皇权和统治秩序的需要，不给管理对象话语权，因此产生不了现代律师制度。歧视、敌视律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之一。中国国民伦理观依附于官方的引导，将律师视为社会麻烦制造者、是“讼棍”、“挑词架讼” 者和“唯利是图”者，这都有历史的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纪事本末》、《吕氏春秋》有一则关于民间讼师邓析因为帮助百姓诉讼，教会百姓如何打官司，而被官方诛杀的记载：“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学讼者，不可胜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而胜，所欲罪而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为驷颛所杀。”因此，封建法庭上的文人师爷，不是律师，多是为官方服务的吏，协助侦查和审理案件，不准为被告人提供帮助。千年传承，“民风好讼”是刁民的代名词；“无讼”是良治的最高境界。至于如何达到无讼，历来史书都不去深究，多简单地理解为是社会没有矛盾，天下大治之故。间以“讼师”面目出现的，大都是负面的。这是职权主义司法的必然结果。办案方法靠纠问、挞掠，强迫认罪，不得辩护。包公戏和其他古代记录，大量遗存了这种办案实况。被告自我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是被忽略和否定的。 中国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始于清末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借鉴引进。1840年国门打开。1901年（光绪27年）张之洞洋务派《江楚会奏变法三摺》，提出司法改革9条意见，强调审案要“重众证”。1906年，沈家本《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起草完成而未施行，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最早对律师制度的介绍。规定律师可以写状呈堂；上堂辩护；堂询原告和证人；代被告辩护，引申案例辩论。1910年沈家本《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设2名辩护人；初步规定了律师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验视证据权。但清室飘摇，未及颁行，被传统法统卫道者否决，没有施行。 因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泊来品，天然的同“西化”相近似，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共产党高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抵制这种制度。有的政法书记、高级法院院长在座谈会上公开说，律师就是麻烦制造者，社会不安定因素。党的机关报也发表这种非常落后观念的文章，把律师列为主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利影响， 因此，中国律师业目前的所有困境，都有历史的影子。这个困境会长期存在，不单官方，民间认识亦如此。中国律师业走不出国门的政治因素影响，也是源于此。律师业还没有壮大，我们就已经不放心，将之同社会组织、NGO组织混为一谈，作为防范对象了。中国律师需要正名，让官方和民间都能够以现代法治理念，来理解、接受、欢迎律师业的发展与壮大。人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律师生存环境的重要工作。 性质定位：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法治力量 政治发展史表明，律师制度是人类司法文明的必然途径，是社会良性管理、达致和谐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律师业的前景是光明的。 中国目前已经有23万多执业律师。每年在增长2--3万左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讲到中国的法制建设时，大略说过中国应该需要30万律师。经过30年，这个目标马上能够实现了。美国目前是270人一名律师，以色列800万人口4万律师，200人一位律师。中国如果按每千人一个律师计，需要140万律师。如果每年增加2万，要60年。每年增加3万，要40年。这个速度显然是不能适应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的。因此，未来十年必须是中国律师大发展的时期，才能够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 中国律师应当如何定位？有的认为是国家政法队伍一部分，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有的认为是自谋职业者，相当于个体户；有的认为它兼有实施国家法律和个人就业谋生的行业；有的将律师业作为国家法律援助的免费机构；有的又将律师自作创收的产业。有的将律师作为国家控制的工具，有的将律师定位为民权的保护者和公权的监督者。 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不再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其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于是就有了2000年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所有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几个月之后全部推向了社会和市场。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施行。对律师的定位为：“第二条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 其实，律师确实兼有协助国家法治化管理，和守护民权和基本人权的政治性的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谋职业，一种现代高端服务业的企业化的特征。处理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