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谢遐龄..docVIP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谢遐龄）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旧式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以“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整合中国社会为现代社会，近年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是否仍是伦理社会？先提出“中国社会市场化的限度”问题，以“当今世界两大社会力量是市场原则和组织原则”判定，组织原则是市场化的限度所在。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性主义社会”一词，分析理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而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性的，可以证明，中国社会不是理性主义社会。在对现代中国社会分析基础上，指出一个事实——现代中国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不能单纯理解为政治关系，应当认识其经济意义，特别要认识其伦理意义。党内关系是现代中国社会主导性的社会纽带。伦理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性质。　　作者：谢遐龄，男，１９４５年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学术角度指出过中国社会的伦理性质。［ａ］这些言论对理解旧式中国社会之特性或本质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概括他们学说中有价值的内核为：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　　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党的组织整合了整个中国社会——其一，每一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党委，领导该地区政府，也就是说，每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整个中国社会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有了“物质上”统一的保证；其二，每个乡村都建立了党支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思想和政令可以通畅地、迅速地传达和贯彻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中国农村几千年经过历次改朝换代未有根本变化的宗法制被彻底打碎，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集体生产单位。这是中国亘古及今未有过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的结构与组织方式从根本上变化了。党的领导所标志的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现代化。　　第二件大事是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之前，市场思想已经迅速深入每一个农民的意识深处。中国人民创建了生气勃勃的经济繁荣。被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确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关系”转变。不少人离开故土外出找钱，相当数量的农民不再关心他们的祖辈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变成“袋里有存折心中不慌”——足见农民，至少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民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曾被理解为政治社会，现在正被一些人理解为商业社会，在发生了上述两件大事之后，“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还能成立吗？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当然，这是就“伦理社会”一词的本质意义说。［ｂ］　　　　　　一、中国社会“市场化”之限度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有无限度？　　不少人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扩大理解为“市场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贯彻市场经济原则。按这样的理解，１．“市场化”在经济领域是无限度的；２．“市场化”在一切领域也都是无限度的。然而，在中国社会，“市场化”事实上是有限度的。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个限度在哪里？　　在西方社会，决定谁当董事长的社会力量是资本或曰所谓“市场原则”；而在中国社会，决定谁当董事长的主导性社会力量却是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或曰“组织原则”。在此还不涉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市场充其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且这作用不是无限的，组织原则保留适当时候出面干预的权力。这就是“市场化”的限度，或确切地说，“市场化”之限度是组织原则容许的程度。组织原则才真正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主要含义。“彻底市场化”的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意义。　　　　　　二、中国社会不是理性主义社会　　其次，我们要对上述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释，即说明，为什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归根到底由组织原则起决定性的作用。　　为此，本文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个术语“理性主义（另译“合理主义”），取其“目标上合乎理性”、“价值上合乎理性”二重意义之后者，加以修改、充实、讨论我们的问题。　　人们在谈论一个社会时，通常不考虑该社会是否理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人们通常并不认为一个社会是或不是理性主义社会有重要意义，似乎一个社会可以很容易地从不是理性主义的社会转变为理性主义社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在谈到中国社会时，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引用仅仅适合于理性主义社会的西方理论。西方社会是所谓理性主义社会，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有明确说法。韦氏还说到理性的社会主义。［ｃ］依韦氏学说，中国社会不是理性主义社会。这一点极要紧：如果这一论断成立，西方学术中的大量现成结论就不能直接照搬用于中国社会。　　韦氏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