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难题与利奥塔的“异识”观..docVIP

“现代性”难题与利奥塔的“异识”观 一、引言 时间：1998年4月9日凌晨一点。地点：中山大学“黑石屋”客厅。话题：中西文化关键词。已达成共识之一：关键词“善”由北大何怀宏和欧方利奥塔负责，用母语各自撰写一篇25页的论文。在此之前，高泽西教授已与利奥塔交换意见，后者乐意承担。当自由漫谈转到《后现代状况》一书时，我们询问高泽西当年是如何“收编”此书的。他往杯里又添加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侃侃道出一段匪夷所思的“内幕”。在场的中方学者全愣了。我当下即刻的反应是Are you kidding?（你在开玩笑吧？）当年参预此事的沃特斯（Lindsay Waters，现任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主任）证明：Its true.（真事。）我又问高泽西：“那又如何解释你为后来出版的《解释后现代》一书写的长篇‘后记’？为什么又将《论异识—争议中的短语》收入你的‘文学理论和历史丛书’，且附上你的书评？”回答：“不错，是正面的，评价甚高，因为他调整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一个多月后传来利奥塔去世的消息。《开放时代》约我写稿。我推荐高泽西，并建议他将那段往事和那篇综述了利奥塔后现代哲学观的“后记”凝缩为一文。因篇幅之限，高泽西传来的英文稿仅集中在往事追忆，将“后记”的中译交由我来处理。也因篇幅之限，本文只能做两件事：在中国语境中回应高泽西的追忆；翻译“后记”最精彩部分以转述一家之言。最后附上笔者的“余论”。 二、回应 造成高泽西“不安”乃至最初拒绝出版《后现代状况》的原因，大概是两方面的。 首先，利奥塔拒绝进入当年魁北克省的具体特殊语境。委托书一条款授予他随心评说的权利，他便借“权”发挥。杰姆逊如法炮制且将利奥塔视为无效的宏伟叙事接过来纳入新马文学批评“政治无意识”框架。魁省“父母官”和“造反派”能不失望？！此类事在当今中国知识界亦非奇闻：吃了喝了还收了可怜的一点研究费，转过身便讲自己的话或抛出一份“老板”读不懂乃至目瞪口呆的“怪”文。用后现代术语讲：“合谋”不可避免，异识仍归异识。返回此书，造成失望的根本原因是利奥塔在接受委托时，已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先入之见、期待视域和目标读者。他已窥见我们要到90年代才能亲身体会的某种知识的状况，便以“操作性假设”(working hypothesis)对时代和人类的命运作了一番语用学的“诊断”。他看出知识的地位和功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什么变化？高泽西在《解释后现代》一书“后记”中概括如下：“知识被当作主要的生产力且从知识拥有者处分离出来，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人们按信息的条分缕析来重新界定知识，其首要功用是确保系统的优化性操作。确定的知识被置于商品化过程之中，化简为可由机器处理的信息量。利奥塔认为上述知识地位的变化是他称为后现代状况的一个主要特征。另一个特征是前一个的后果：知识客体化造成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在此环境中，为知识合法化张目的元叙事彻底丧失作为信仰的力量。”利奥塔本人在书中说得更具体：人们以可通约的优化系统操作为最高原则，不再追问“何为真？”而问“何为有用？”由此通向“是否有实效？”和“能否卖得出去？”真正的权利不在传统和现代意义的“国家”或“人民”手中，而是在制定／控制／执行／此系统游戏规则的一群人手中。通俗讲，我们今天可以问：是微软的盖茨还是克林顿政府，建构并规定了一种全球性的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东南亚各国的政客还是“知识经济”大亨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会，炒起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当年的魁省，由知识和大学功能问题引发的社会经济难题是：“何谓民主？”和“要不要市场经济或何谓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也是80年代中国的问题。利奥塔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思想／知识／智慧的“程序设计师们”不会通过信息的制造和筛滤大权，来达到控制人类的目的并制造另一类宏伟叙事来为此垄断／控制提供合法化根据？这是两种期待视野：现代和后现代。利奥塔杞人忧天，还是高瞻远瞩？忠于职守且以本学科利益为重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们和技术专家们不理睬利奥塔，可以理解。以哲学家或社会／文化批评家自居的人，当他们对“后现代”不屑一顾同时又热情拥抱“知识经济”时，（又一个关于知识商品化的宏伟叙事），不知他们心中的“哲学”、“文化”和“知识”的含义是什么！从语言学转向后的批评范式切入：当魁省争斗的双方对非常重要但又是封闭保守的语形学问题尚处于一知半解的起步阶段时，利奥塔却早已在语用学的视域中观察未来。（《论异识》则进一步扩展了语用问题。）善于借题发挥的杰姆逊在英文版的“序”中耍了一个他在其他地方主张过的后现代“顺势疗法”小把戏，悄悄地转换了语言游戏，从另一规则出发问道：上述“程序设计师们”是社会学意义的科层制产物，还是一个新阶级？当今社会是古典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性变量，还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是科学知识和技术，还是工业生产和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