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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中国银行业利润高不是垄断造成 2012年10月12日 19:21 中国证券网　　《金融研究》杂志第九期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署名长篇文章《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文章，周小川在谈到银行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问题时，指出中国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当然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也是客观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但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此外，周小川介绍说人民银行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参与救助　　政府应及时参与 但也需防止道德风险　　周小川指出，救助问题已经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周小川详细分析了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英国都是倾向于国家出手救助，欧洲由于没有统一财政机制，欧洲央行救助也缺乏法理依据。　　谈到中国的情况，周小川说，中国是倾向于救助的，过去一些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得到了救助，甚至包括像蚁力神这样的非法集资也给了补偿。他表示，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问题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和处理上是有区别的。他解释说，之所以出现区别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意味着金融业出现了问题就必须救，否则意味着集体的失灵甚至死亡。第二，中国是转轨经济，公有制成分占比较大，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因为金融机构有问题很难说清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倾向于要救。第三，中国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社会稳定，如果出了问题不救，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周小川表示，总体而言过去中国基于一些特殊情况比较倾向于救助，救的也比较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也要结合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状况做进一步考虑，权衡点也应该逐步有所变化。　　周小川指出，应对系统性危机，政府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这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协调，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新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便是这种努力，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应对风险的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确定系统性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以及相应更严格的外部监管，以防止这些机构出现问题。　　但是有观点认为，对于系统更重要性金融机构过高的资本和监管要求，在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会降低他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信贷和金融服务的能力，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周小川认为，在危机过程中，在经济复苏还非常脆弱的时候，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资本和监管要求是一把双刃剑，需要作出合适的政策取舍。　　在谈到私人部门参与和救助部分时，周小川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希腊私人债权人计划(PSI)，他指出虽然是通过私人部门发挥救助作用，但是最终可能还需要政府介入，需要动用公共资金，区别只不过后者在形式上更间接一些，公共部门介入不那么明显。　　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税　　关键看是否能够实现设置此政策初衷　　在谈到政府参与救助时，周小川指出，资金有三个来源。一种是纳税人的钱，一种是私人部门的救助，更多情况是公私合营，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分摊的办法。文章里也提到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形式，他认为，冲存款保险机制实际上是向银行客户征收的一种税。周小川指出，依靠此制度解决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险的力度费率。　　他认为，即便如此，存款保险制度也只针对稀有存款的金融机构，而不针对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登这样的投行，尤其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主要靠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很多金融机构不吸收存款。此外，还有大量的影子银行，都是不交保费的。因此，仅依靠存款保险制度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自保，另外是生前遗嘱，金融机构应事先准备好应对机制，除了问题怎么处理，处理时怎么承担责任，尽量不要把问题甩给公众。　　周小川在分析金融税时指出，表面看金融税由金融机构缴纳，实际上真的是那些金融家们掏钱吗？公布不尽然。他认为，金融税类似于存款保险，最后也将转嫁给交易双方承担，或者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社会承担。他指出，金融税涉及到整个金融市场秩序、利益分割、政策套戥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到底能不能实现设计这一税种的初衷。　　关于是否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私人金融机构的时候，周小川说，从经济角度而言，为了防范危机以及危机的蔓延，必要时即便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救助也是应该的，最终看，纳税人的钱还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　　金融机构薪酬、银行高利润与通货膨胀税　　谈到金融机构薪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