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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航一生见微知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教授采访记杨豫《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987－1988年，笔者十分荣幸地得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教授的邀请，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戴维历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参加他主持的《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研究》讲习班。斯通教授是载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对我国史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早在50年代初，他曾在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英国乡绅兴起”的论战。他的著作《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1965年）为解释英国革命的原因和性质开拓了新的方向。正如他70年代写的《英国革命原因》一书所指出的，这场学术争论不仅加深了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西方的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结合的开始。在西方的新史学运动中，他被推为重要的旗手之一，在同社会科学的结合和历史研究的计量化方面作出了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贡献，特别是他的《英国的上层社会是开放的吗？1540－ [276结束] 1800年的英国史》（1972年）和《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1540－1880年》（1986年）是计量社会史的榜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在“叙事式史学的复兴”（1979年）和《过去和现在》（1981年）中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他的预言近乎奇迹般地为十年来的实践所证实，从而使他本人也成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在讲习班上，笔者有机会耳闻目濡了斯通教授的长者风度和渊博的学识，对他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也有了亲身的感受，不禁产生了采访他的念头，并获得了他的欣然同意。按照他的正式书面邀请，我前往他的住宅，共进圣诞节的晚餐，并在晚餐前进行一次谈话。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斯通夫妇冒着凛冽的寒风迎候在门前。当我被引进室内时，展现在我面前的俨然是个文物收藏的陈列室。走廊和楼梯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幅画框，里面嵌着英国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时期的一些书籍插画和版画。会客室的小桌上摆满了各个年代的钱币，其中还有一枚锃锃发亮的约碗口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克朗。陈列橱内还有一尊真的断了一条腿的铁拐李玉雕。壁炉上方挂着一支阿拉伯弯刀。斯通教授如数家珍地一一介绍了他的珍藏，眼中闪烁着孩童似的喜悦。我还注意到，斯通夫人为了迎接我这位来自中国的远客，特地穿上了一件用南京云锦制作的清代宫廷服装，送上丁香喷喷的咖啡。斯通教授还引我参观了他的书房。同桌明几净的会客室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沿壁而立的硕大书架上堆放着混乱的书籍和资料，我想只有主人才能记起它们的位置。写字台上两落小山似的资料中间，正摊着一叠未完成的手稿。我好奇地探问他正在写作的书名。得知是《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的姊妹篇《英国的离婚：1540－1880年》，准备昱年完成。我们回到会客室，开始了正题的谈话。（以下根据录音整理）杨豫：首先，我要感谢您的热情邀请和安排的这次采访。我认为，中国和西方一样，都有自己悠久的文明，也有自己光辉的史学传统。几千年来，这两种史学传统在平行地发展着，都为世界史学做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不过，坦白地说，近一、两个世纪，东西方的史学发生了差距。近几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宏扬中国的史学传统，为国际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做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您是中国比较熟悉的一位历史学家，因此想趁此机会了解您对西方史学近几十年发展的得失作何评价。斯通：感谢你的采访。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277结束] 杨：不过，我有一个建议。今天我们最好是避开那些高深而枯燥的理论问题。那些问题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在您的讲习班上讨论。我们是否进行一次轻松的谈话，谈谈譬如说您的学术生涯，您是如何走上研究历史的，怎么样开始那场关于“乡绅兴起”的辩论的，您在写那些文章和著作的时候有些什么想法。总之，我想通过您的学术经历去看西方的史学。不知您以为然否？斯通；这是一个好主意。关于我50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一生，回顾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在充满了风暴、暗礁和旋涡的诲洋里的航行。我的童年经历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我后来的职业联系起来。至于是不是那时就产生了什么性抑制或情结，如果艾里克森式的心理历史学家和心理分析传记学家有兴趣，就让他们去研究好了。在小学和中学，我就读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波里比阿、李维、塔西陀等古典历史大师的著作，不过，那全是用来无休止地做翻译练习，真倒胃口。我对英国的这种教育方法的效果，很有怀疑，但是，我从小就酷爱收藏，什么东西都收集，如集邮，收集蝴蝶、化石、香烟盒。这种盲无目的的收集习惯也许同我成年后收集资料和档案的耐心有关。另一件有些关系的事也许算是小时候学习的拉丁文语法，我感到它对我后来的写作风格很有益处。杨：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树立学历史的志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