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病诊断与治理新思路分析.doc

中国“大城市病”诊断与治理新思路 ——基于公共品供给视角 2013年07月23日 11:31 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12年6期第25～32页 作者：刘成玉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15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集中于大城市的政治资源吸引和驱使着包括财政、教育、医疗、就业及安全保障等在内的公共资源聚集于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进而造成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过度密集。这种过度集中的公共品供给格局是形成和加剧我国“大城市病”问题的根源之一。为此，本文提出：强化人大主导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弱化行政主导和国有垄断，加强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和制衡的监督评价机制；按照人口比例安排大中小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新增公共品尽量往中小城市倾斜；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公权机关和大型公众服务机构逐步撤离市中心。 　　【关 键 词】“大城市病” 公共品供给 政治资源 交通拥堵 　　【作者简介】刘成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74。??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51.27％，已进入了城市化中期和加速发展阶段。而且大城市和特大城市①数量越来越多，1990年和2000年全国大城市数量分别只有59座和94座，到2010年就达到了236座，其中特大城市63座，全球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中国。②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来看，我国的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市区人口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都存在“大城市病”(张广威，2011)。为此，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重点医治“大城市病”，学界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中国“大城市病”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方略做深入探讨。 　　学术界把由于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的某些区位，所引发的对城市经济、环境、公共秩序及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称为“大城市病”。 　　现有研究多基于人口、城市化道路与模式、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及公共产品供给等视角对“大城市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大致形成了如下结论： 　　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是导致“大城市病”问题的直接原因，因而完善人口迁移与居住政策，控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就成为了各大城市治理“大城市病”的共同选择。如2011年北京市地方“两会”前夕，一些委员甚至提出，要控制低端就业人口进入北京，并且有超过10个区县公布了未来的人口规模控制数字。吴冕(2011a)认为，我国的“大城市病”与不恰当的城市化道路与模式有关，包括“过速”型城市化和“虚胀”型城市化；秦晖认为，“土地财政”既是中国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和重要推手，也是导致我国“大城市病”的重要病因，“现在很多城市化是人为的，变成地方政府生财的一个途径了”。③因此，需要矫正城市化推进模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经济发展实际，推行适度、公平、效率、稳定与可持续性城市化。王桂新(2011a)认为，城市规划对城市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产生着决定性作用，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是形成和加剧“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因此，需要按照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科学地规划大城市规模、梯级结构和空间布局。 　　科学有效的城市交通体系，可以在很大限度上缓解和化解“大城市病”，我国的“大城市病”与公共交通发展滞后有直接关系。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大城市公交优先”的交通发展战略，尤其强调要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在公共资源供给方面的研究结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公共资源在不同层级城市之间配置不均衡。汪玉凯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④王悦荣(2010)利用2003-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很低，处于非均等和极为不均等状态。第二，公共资源的过度集中分布，必然导致和加剧“大城市病”。吴冕(2011b)和王桂新(2011b)认为，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造成大中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差距过大，这是形成和加剧“大城市病”的根源之一。第三，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亨德森(2007)认为，当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向某些高行政级别的大城市倾斜的时候，会鼓励人口向这些城市过度集中；邵益生认为，长期以来行政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让公共投资及其形成的公共产品的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这些城市，这是形成“大城市病”的基础病因；⑤李铁也认为，我国城市之间巨大的行政等级差别形成了其调动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天壤之别，自然而然地，社会人口在选择就业、创业与生活地点时总认为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越好。⑥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