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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四次高潮与变迁摘 要：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之间仅仅相隔一个海峡，双方在历史上相互纠葛，关系几经起伏，两国的文化也在历史的铁流中不断地碰撞、融合和交互，最终分道扬镳。从时间上看，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从空间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痕迹从辽东半岛一直可以延伸到海南岛，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日关系也在不断变迁。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回顾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四次高潮与变迁。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文化，历史 引言周总理曾用“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概括中日关系，近代以前，两千年和平使中日两国能够汲取彼此的文化与营养，五十年的对立却使得两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建国以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双边经贸领域的主题始终是合作与发展，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却逐渐从友好演变为摩擦、对抗。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只有明确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理清彼此文化的统一与矛盾，才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日本，透彻地了解与分析中日合作中的矛盾与利益，为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新的土壤。1 第一次高潮：绳文、弥生时代 有史料记载的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彼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时局动荡，为了躲避战乱，一部分江南人东迁入日本，但早在这之前就已有人从中国迁徙到日本。日本地处远东的最东端，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从大陆迁徙的通古斯人（满族人的祖先），蒙古种人，以及南方的马来种人很少回流，与从朝鲜喝中国赴日的韩人和汉人共同组成如今的日本人，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过程而形成的，这在古日本语的构成中也有体现。由于年代久远，现今已无明确证据表明中日究竟何时开通航路，但对日本人祖先血缘的分析中，比较主流的假说有“吴人后裔说”，“越人后裔说”，“徐福后裔说”等，吴越同源，都坐落于中国江南地区，这说明自古以来，江南与日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条海上通途。“吴人后裔说”的内容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致使大量的吴越人东渡，成为弥生时代最早的大陆移民，其后避乱的秦汉移民接踵而至。另有史籍《翰苑》残卷第30倭国条中记载，倭人“文身黥面，犹称太伯之苗”，太伯即让位于三弟季历后建立吴国的泰伯，泰伯之后，即吴人之后。《资治通鉴》中也提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其支庶入海为倭”。而“徐福东渡说”则在《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亶洲据考证可能是八丈岛或种子岛，而史记中记载的徐福（徐市）“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中的“平原广泽”可能是现在的日本九州地带，即使两千多年过去，日本依然存在有大量的徐福活动的痕迹，明治维新之前天皇主持的对徐福的祭祀超过80次，足以证明徐福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往往是单向的，被动的，日本当时尚处于新石器文化时期，中国也正值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转型，政权分裂，诸侯割据。这些因素注定了这次交流是不完全的，但即使是这种不完全的交流，也推动日本社会向前发展了至少数百年，使日本进入农耕社会。中国是世界稻作农耕的起源地，中国之内又以江南的稻作农耕为最早，彼时日本还处于狩猎渔猎过程，日本水稻耕种技术的起源大概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弥生时代初期，由移民集团从海路传入，这次改变结束了日本7000年左右的绳文时代，使日本迎来了新文化时代弥生时代。身负高度文明和先进技术的吴越移民席卷了进化缓慢的绳文社会，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质量的提高给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其中 最大的变革在于宗教和文字。随着水稻耕作的推广，铁制农具的普及，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们对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弥生人的信仰由山川草木的自然灵和精灵信仰，逐渐发展到以农事为中心，在春秋两季祭祀的稻田神信仰，并把神灵的作用，力量，观念等神格化，多神化。人们的宗教行为也从咒术阶段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祭祀阶段的氏族共同体行为，与宗教信仰、祭祀结合而存在于实际生活中，这成为日本原始神道的起点，也是日本上古文化的中心位置。而文字是改变日本历史的另一大变革，根据考古学的精密考证，直至绳文时代的许多遗物如土器、骨角器等并没有文字的痕迹，说明当时还没有足以将语言从听觉转向视觉的文字的技术，《隋书·东夷传·倭国》也记载倭国“无文字，惟刻木结绳。”文字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文字的出现，使历史脱离了口传身授的阶段，得以记录历史。人类的思想、文化由于文字的出现而不会失传中断。同时，人类透过文字这种高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大大提高了文化、思想、艺术、技术等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和效率。而汉字的传入打破了日本没有文字的局面，为日本的语言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