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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窦娥形象的悲剧美学价值 　　摘 要：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中国古典悲剧之祖，已经进入了世界经典悲剧的范畴，产生了经典悲剧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主要归功于作家对窦娥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窦娥的形象具有悲剧美学价值。 　　关键词：《窦娥冤》；窦娥；悲剧形象；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36-02 　　作品主题思想的提炼是作家艺术构思的一个中心环节，它直接影响着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素材的取舍和场景的穿插等等，但对于小说、戏剧这样文学样式的主题思想主要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来。 　　《窦娥冤》我国古代伟大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剧作（王国维《元剧之文章》）。它取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故事。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于这个传统故事来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一故事来真实深刻的反映了元朝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同时也表现了社会下层普通平民百姓不甘命运摆布的反抗情绪和渴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愿望。这一主题思想则是通过围绕窦娥这一形象而展开的三次矛盾冲突所体现出来的，无疑，窦娥的形象塑造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现实中的人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性格特别单一化，概念化，那么它充其量是个类型化人物，而不具有典型性，给人的感觉也是矫揉造作、虚假的。而《窦娥冤》中关汉卿对窦娥形象的塑造已彰显了其性格的复杂性和发展性。 　　一、勤劳善良、恪守妇道的窦娥使读者觉得可爱又可悲 　　端云――窦娥，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还不上高利贷不得不把她卖与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做童养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束缚制约着广大妇女，她们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权力，“未嫁从父”，对晚辈来说，长辈的话就是权威，一言九鼎，七岁的端云当然也不能例外，她还不具备那种反抗的思想。在当时，这也算不上是大不幸的，因为卖儿卖女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命运不济的窦娥在17岁时，丈夫突然又一命呜呼，撒手人寰，抛下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能和婆婆相依为命。这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同情，真是哀其不幸也。 　　童养媳和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命运，使得窦娥“满腹闲愁，数年尽受”，倍尝人世艰辛。但是因封建迷信思想的作祟，她又把这种痛苦和忧愁归罪于自己的命苦，她唱道：“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莫不是前世是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甚至以为“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根深蒂固的“贞烈”观束缚她不可能再嫁，甚至为了不嫁以死为代价都在所不惜，时年已17岁的她不能冲出牢笼解放自己，给自己一点自由，这是我们觉得可悲的，这不仅是她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窦娥既然不能做出背道而驰的行为，于是她也就安于现状，别无所求，只想着“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年轻的她心甘情愿一辈子孝敬婆婆，婆婆老了替她穿服戴孝，养老送终。婆媳两人就这样风里来，雨里走的勤勤恳恳操持着家务，面对劳苦和艰辛窦娥也是无怨无悔的。这一描写就把窦娥这一中国劳动妇女的勤劳、善良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代学者王国维说：“最有悲剧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宋元戏曲考》）由此可见，造成窦娥悲剧的重要原因“扔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窦娥的个人原因。窦娥恪守伦常，自觉把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信奉理念和行为准则，迷信以守贞尽孝修得美满的来世，乃是导致其泯灭自我，扭曲人性，酿成人生悲剧的最直接因素。窦娥固守的“贞节”、“孝道”是导致其悲剧的直接原因。“贞节”、“孝道”是悲剧主人公窦娥所认为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她的这种追求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①她的期望违背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无法实现，并且窦娥价值观念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无情地“毁灭人看”。 　　然而，正是这看来是“局限性”、“落后面”的性格，却显示了窦娥整体形象的深刻意义：如此一个恪守封建妇道的善良女子，也终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此，社会的黑暗也就可见一斑。 　　二、由模糊不清到自觉，刚柔兼济、至死不屈的感人形象可歌可泣 　　人物性格的发生变化是多方面的因素使之，但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当时所处环境的黑暗压迫，这种力量是最厉害的。人的忍受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外界的制约超过这个界限，人类潜意识中的反抗性便逐渐占据为主导地位，随着受制约量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导致质的飞跃――反抗性的爆发。但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势单力薄个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