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鉴定与整理新发现历史文献的学术规范.docVIP

建立鉴定与整理新发现历史文献的学术规范 　　摘 要：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对于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其鉴定与整理的工作，需要建立健全的学术规范，以防真伪混杂，扰乱学术。这种学术规范应当以力求真实为基本理念，尽量保持文献的原初状态，不主观地加以名称，不做修剪、更改等类的手脚，原原本本、真切如实地整理公布。对于大型的文献造假行为，应当以社会公权力量与法律机制予以扼制和惩处。 　　关键词：历史文献，鉴定与整理，作伪，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K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11-06 　　对于历史学而言，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具有十分特殊的学术意义，它提供了前所未知的史料，因而引人注目，比较容易产生崭新的学术成果，甚至带动某一史学领域的整体性进步。如清季至民国时期对于甲骨文、敦煌文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文献的发现和利用，是众所周知的“史料大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史、中古史和清史研究的面貌。不过，许多新发现的文献，需要经过鉴定和整理才能妥善地用于研究，而随着新发现文献的增多，鉴定与整理也必须建设明晰的学术规范，以防止新发现文献的利用在起始阶段就发生偏颇和迷惑。 　　历史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和立论依据，中国无论古代抑或近代，都保存有丰富的文献遗存，这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学术研究和史料开发的历程中，还陆续不断地从考古发掘中、从档案清理中、从各种书、报、文物等的辑和整编中，发现未曾面世、未为人知、从未利用的新文献，这为学术探讨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有利条件。 　　但是，新发现文献在运用于历史研究之前，原则上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学术鉴定的过程。鉴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 　　第一，各类文献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造伪的现象，甲骨文以及青铜器之铭文，都可以视为一种新发现文献，由于备受学界重视，造伪者也应时而生。现存的、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甲骨文之中，混杂着伪造品，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学者蔡哲茂研究员曾撰文列举了《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内70个造伪之例，并且于2010年8月就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研究室进行学术讲座，有关报道指出“传世甲骨必须先要做辨伪，否则无法用于学术研究。辨伪要熟悉辞例，注意同文例，看得多了，就能发现问题。蔡先生以《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中的伪片为例，谈了具体辨伪方法”。蔡哲茂研究员还曾综合指出《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中也有作伪之例。①但学界对此等问题不够关注，整体上还缺乏深入的鉴别与研究。青铜器以及金文的造伪问题更为显著，据研究，中国至迟在宋代即已开始仿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清代乾隆朝之后，已经形成以牟利为目的的造伪行业。金文作伪，有的是在真器上凿刻伪铭，有的是整体的造伪，最有名者如流落国外、曾经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盘内底有铭文550字，器与铭均为伪造。甲骨文与金文的鉴定需要较强的专业技术，但作伪者也会受专业技术的局限，因此鉴定和辨伪多可在专业技术的层面进行。书籍、文献的作伪，也是古已有之的现象，至今仍未绝迹，新出现的文献无论是纸本、简牍抑或其他载体，都需要予以真伪的鉴定。近年出现的所谓抄本《孙武兵法》82篇、两千多枚的“清华简”，以及多种大大小小的新发现文献、书籍，都存在着或真或伪的争议。争议之中，包括对已有的鉴定工作也提出了质疑，可见有必要对新发现文献进行认真的学术鉴定，并建立起明晰的规范。 　　第二，文献、书籍的鉴定远远不是“非真即伪”这样简单，真伪之间其实存在多种附加的制约因素和前提条件。例如《今文尚书》之所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文献，仅仅表示它是西汉所恢复的战国后期的文本，是西汉时期基本确定下来的内容，其中《尧典》《禹贡》等篇目，并不反映所谓从尧舜到大禹时代的历史面貌，更不是那个时代的文献，而是撰写于战国时期，在所在历史信息是否确实的意义上，实际也可属于伪作。所以《今文尚书》之“真”，是以汉代的文本为基点。这个事例说明文献的鉴定，应当包括对其形成时代的鉴定、对其内容归属的鉴定。特别是从地下出土的多种文献混杂状况，判别时代和内容归属，与下一步的整理密切关联，殊为重要。 　　新发现或新开发的历史文献，如果形态和内容大致完整，自然可以不经整理就直接公布与利用，但如此理想的状况极其罕见，如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银雀山书简、湖南马王堆文件，多种内容混在一起，并且多有残破、断裂现象，不经专家的整理就难以成为研究者可资利用的资料。在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文献中，大多需要艰苦、细致的整理，才能呈现文献的宝贵价值。 　　无论文献的鉴定还是整理，都是专业性、技术性甚强的工作。越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越可能受到专家个人素质、水平、主观意愿等因素的限制或干扰，越可能在不同的专家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加之新文献的掌握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并非人人可以同时窥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