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再探.docVIP

《长恨歌》主题再探 赵振兰 摘要：对于《长恨歌》主题的定位，多年来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在评价各派观点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作品，就作品的思想艺术及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着重从“悲剧”与“怨恨”两方面着手，从而感受那份以爱情毁灭爱情、以自己的成就绊倒自己的无奈的感伤：这里有唐明皇、杨贵妃、白居易、大唐千千万万子民的悲苦与怨恨，也有每一位读者感到的在自然法则面前人永远是悲剧的主角，以及对于美好事物难以久存的“绵绵长恨”，可以说是无人不悲，无人不恨，恨后更悲。《长恨歌》就是一曲人世间的长恨悲歌。 关键词： 《长恨歌》 主题 悲剧 感伤 一 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元年的《长恨歌》，以其典型的悲剧品格和浓郁的抒情素质，为白居易赢得了身前身后名。不朽杰作《长恨歌》，真可谓以“出世之才”写“希代之事”①或者说是“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②所以，它一问世就博得万口竟传、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唐宣宗李枕《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甚至连当时的歌儿舞女也以能“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高其价。 白居易长篇古体诗《长恨歌》研究的焦点在主题。《长恨歌》主题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参与讨论者之众，论文之多，涉及之广，各种观点驳杂、分歧之大，甚为罕见。大体说来，过去时代的诗论家，大抵以是否有益于“箴规”和“劝诫”为准的，也有在“叙艳情”与“存炯戒”之间持折中态度的，至于更广大的读者层，他们只是流连其情节的离奇曲折、可歌可泣，他们都为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倾倒，但他们大都无暇（或无力）对作品的主题思想给予咀嚼和品评，做出明晰的理性判断。 文学批评的发展，往往是同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本世纪的前半期，从1929年俞平伯“隐事说”③的提出，到1947年陈寅恪《〈长恨歌〉笺证》的发表，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探讨虽甚有创获，但总的看来，发表的文章不多，探讨还有待于深入。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先后形成了以下几派观点：“隐事说”、讽喻说、爱情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 造成对《长恨歌》主题的歧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它作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经典之作、蕴涵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信息之外，还有作品本身题材的特殊性、表现手法的独特性、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以及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等值得正视。 针对《长恨歌》主题讨论中出现的迷误与困惑，本文试图在检讨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基础上，结合作品本身，对《长恨歌》主题作全方位的审视与多层次的把握，并以《长恨歌》作为典型的悲剧题材及悲剧意蕴，着重从“悲苦”与“怨恨”两方面着手，从而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理解为是一曲因悲而恨、愈恨愈悲、悲中有恨、恨中含悲的人世长恨悲歌。 为此，我们须从检讨现有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入手。 二 下面，我们以各派观点出现的时间为序，逐一的作一番检讨。 1，“隐事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俞平伯发表其《〈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揭开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摈弃传统，对《长恨歌》主题作大胆自由探索的序幕，提出了“隐事”的观点。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煦良发表《〈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④又将“隐事”说重新提出。然而，“隐事”说的首倡者俞平伯先生却明确表示：其旧说虽“似有所获，以左证不足，难以定论；”并指出：“讽刺而用曲笔”，是此诗写法上的特点。“本意固是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可见，俞先生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见解实近于讽喻说。 2，讽喻说。详细论证讽喻主题说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文章，是1947年陈寅恪先生发表的《〈长恨歌〉笺证》。1983年，周天先生又出版其《〈长恨歌〉笺证稿》一书，对讽喻主题说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论证。其要点是：以史证诗、《歌》、《传》的不可分离、以《上阳人》等讽喻诗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结合作者的诗论和创作主张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 方法的失误往往导致学术研究的误操作，讽喻主题说的主要不足大约正在这里。史是史，诗是诗，虽然二者在古代有时不易截然划清界限，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之缺失，但二者又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东西，一追求真，一追求美，因此，以史证诗不应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更不应该是主导的或其本质的方法；其次，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再次，陈允吉先生《歌》《传》一体之说问世后，提出相反意见者不在少数，其观点还存在较大的可商榷的余地。而且，陈先生认为通行本《长恨歌传》为白居易所删缺乏有力证据，其“惩尤物，窒乱阶”能否代表白居易对李、杨故事的看法还是一个疑问。 3，爱情说。爱情主题说的观点，与讽喻说针锋相对，大都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同“历史”加以区别，要求更多地着眼于作品的审美因素与艺术特点，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