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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报灾”浅析 　　【摘要】中国的现代新闻业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遭受过许多局部的迫害，但整体的发展尚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然而，袁世凯为压制反对他称帝的舆论，1912－1916年间全面迫害报刊，这期间至少有71家报刊被封闭、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直接捣毁：至少24名记者被杀害、60名被捕入狱。全国报纸1912年有500多家，到1916年已不足130家。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代是1913年，正值但是我国的农历癸丑年，所以这一时期的新闻迫害在历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 　　【关键词】癸丑报灾；袁世凯；新闻立法 　　一、“癸丑报灾”前，中国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伴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宣告被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革命党人在其控制区创立推行新闻自由体制，并且这一体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得到推广和普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从而彻底的冲破了清政府建立的“新闻审查制度”，保障了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中国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也因此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新闻自由理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政府的有关“新闻审查”的相关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规，并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纳入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并于1912年3月2日，由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电全国新闻界知照“查满清行用之报律，军星以来，未经国民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自此，中国报业在自由新闻体制的推动下开始迅猛发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里，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售数量达到了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另据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的报告说，从2月12日清帝推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背景报纸有89家，因而这一时期又被人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反映出了在社会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的渴求，侧面体现出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二、袁世凯扭曲新闻自由体制伊始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和军政大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年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袁世凯上台初期，由于言论出版自由深入人心，新闻事业异常活跃，所以表面上他尊重新闻自由，甚或推出了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实际上却是采取了极尽狡猾和恶劣的手段对自由新闻体制进行摧残，妄图通过控制舆论，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帝制服务。为了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袁世凯主要采取了：办御用报纸，做舆论鼓吹；金钱收买，拉拢腐化；摧残报业，迫害报人这三种手段。 　　首先，袁世凯刚刚上台，就立即着手办报先后在北京创办了其御用报纸《金刚报》，《亚细亚日报》，指使公民党在北京出版《民视报》；在长沙创办了《国民新报》（后更名为《大中报》）；除此之外，他还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在广州出版了《时敏报》，在这些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充当舆论工具的报纸当中，《亚细亚日报》最有影响，《亚细亚日报》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北京版创刊于1912年6月，由薛大可任主编，樊曾祥，易实甫等人任撰述。上海版的《亚细亚日报》创刊于1915年9月，它是在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成立后创办起来的，实在复辟帝制的高潮中创办起来的。 　　其次，袁世凯在渴望控制舆论方面，不仅创办了许多御用的报纸，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金钱，对一些报纸进行收买，拉拢，腐化，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袁世凯收买的报纸多达125家以上，其中，较为知名的报纸有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京津时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袁世凯通过不同的收买，贿赂方式对这些报纸的主编，发行人，记者进行拉拢，然后要求他们按照他所定的调子撰写新闻，袁世凯的这种手段严重腐蚀了新闻界，使不少报人腐化堕落，人格扫地，新闻道德沦丧，而这些报纸则对袁世凯俯首称臣，对其复辟阿谀奉迎，甚至在报纸上出现称呼袁世凯为“袁大帝”，记者自称为“臣记者”的丑闻。 　　再次，对于不听命于袁世凯的报人和报纸，他采取了穷凶极恶的是手段对其进行迫害，一是制定法律，法令，限制言论自由，禁锢报业，钳制舆论。在1912年到1914年的两年时间里，袁世凯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对报纸的登记，出版，发行和采访，编辑加以干涉，设置重重障碍。二是禁止出售，邮购，及邮递某些报纸，这一措施是用来限制上海，天津等地租借内出版的反袁报纸的，由于租界内的报刊，袁世凯无法进行审查，因而只能禁止有反袁倾向的报纸刊物在租界外出售发行，使他们发生经济困难，自动停刊。三是封报杀人，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